“三贴近”是第二轮志书编纂的基本原则

提要：“三贴近”是中国共产党“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合理延伸；坚持“三贴近”才能科学揭示社会变迁的内在本质；贯彻“三贴近”原则是改进志书文风的必由之路。同时，本文对影响志书“三贴近”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因素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第二轮志书“三贴近”创新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由此可见，“三贴近”已不是一个普通的方法论，而是“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文化工作的基本原则。新方志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贯彻执行这一基本原则，这是方志文化发展和繁荣的保证。然而，从首轮和第二轮修志已出版的志书看，方志界对“三贴近”的认识不能说都到位了，在志书编纂的实践中，贯彻“三贴近”的情况也并不尽如人意。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有过专题论述常茂林：《第二轮修志必须坚持“三贴近”原则》，《广西地方志》2006年第5期。。近来，通过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对“三贴近”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提出来与志界同仁共同研究。

    一“三贴近”是“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合理延伸
    笔者注意到，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将“三贴近”紧随在“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之后表述，这是有深刻思想内涵的。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三贴近”是“二为”方向在实践中的具体化，也是“双百”方针的基本点。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三贴近”是“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合理延伸。这种延伸不是人为的创新，也不是什么研究成果，而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科学理念。近年来，我国文化战线五彩纷呈，硕果迭出，体现了“三贴近”强大的生命力。方志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应将“三贴近”作为方志编纂的基本原则。早在2004年，方志界就有人倡导“三贴近”。在修志实践中，也有人从创新的角度将“三贴近”写进修志凡例，作为第二轮修志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这是十分可喜的。然而，从总体上说，方志界在“三贴近”方面做得还比较薄弱，“三贴近”并没有成为志书编纂的主流意识。分析志界对“三贴近”的研究，大都停留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诸如“三贴近”有利于搜集资料，可发现一些重要史实，增强志书的可读性等等，却很少有人从宏观上将“三贴近”作为方志编纂的基本原则来认识。在修志实践中，修志人对“三贴近”的认识带有较大的随意性：你可以“贴近”，我可以不“贴近”，照样修志；有些修志人将“三贴近”作为一个时髦的口号挂在嘴上，至于为什么要“三贴近”，如何“贴近”，不甚了然。这里有一个对方志功能定位的认识问题。有学者认为，“志书不同于市场上的畅销书，这个特殊的信息载体从出版之日起，就服务于特殊的群体，有自己特定的读者群，少人问津是无须奇怪的。”言下之意，方志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既然是为少数人服务的，那么在志书编纂过程中是否“三贴近”也就无关紧要。笔者以为，这个问题应当重新认识。诚然，“志书不同于市场上的畅销书”，而是科学的资料性文献。但我们不能据此忽视志书的大众性，而将志书这一大众文化产品的服务对象定位于“特殊的群体”，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为广大读者服务，既是国家新时期政治和文化政策在方志编纂工作上的必然延伸，也是国人对方志编纂工作的基本要求。方志作为资料性文献，属于大众文化产品，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近年来读志用志的成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最近有学者提出，方志具有旅游休闲利用功能，主张重视志书的应用研究，拓展志书的应用范围，也是很好的例证。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方志“少人问津”的现象只能说明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而不是方志本身的属性。如何使方志走向大众？只有一条路，就是在修志实践中坚持“三贴近”。这是因为：贴近实际，就是贴近社会生活的实际；贴近生活，就是贴近老百姓的生活；贴近群众，就是贴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这样，才能编纂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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