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学会先驱是湖南建党活动的中坚力量

摘要：100多年前成立的新民学会,在湖南发出了建党先声。新民学会中的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建党先驱们,通过投身五四运动,组织勤工俭学,创办文化书社,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直至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早期组织,使湖南成为国内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六个地方之一。他们开展的这些活动,在中共创建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新民学会;建党先驱;建党实践;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长沙岳麓山下刘家台子“沩痴寄庐”(今溁湾镇周家巷蔡和森故居)成立。学会存在三年(1918—1921)，有会员78人；发起者21人，成立当天到会13人。它作为湖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团体，会友们从开始“砥砺品行”到后来认定奋斗目标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在湖南发出了建党先声。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学友，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湖南一师”)为出发地，以新民学会为“国外开拓、国内发展”的联络平台，共同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问题。他们走出湖南到北京、上海，甚至远涉重洋到法国、日本及南洋诸国，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经历了近代湖南乃至全中国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大事变”，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群体。

国内外对新民学会的研究，肇始于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然而，埃德加·斯诺仅记录了毛泽东谈话中对新民学会的回忆，算不上真正意义的研究。1943年，任弼时在延安嘱咐作家萧三(即萧子暲，新民学会最早的会员)“写一本毛主席传”，萧三是毛泽东的同学，新民学会总干事萧子升的弟弟，出版了《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1】，保留了许多新民学会的史实。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博物馆征集了更加丰富的涉及新民学会的文物和史料，其中有浏阳籍会员钟国陶保存的两个会务报告和三本会员通信集，在此基础上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了《新民学会资料》一书。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新民学会进行了一些研究，出版了一批通俗读物和研究文章。经过多年停顿，2018年在新民学会成立百年前后，学术研究又有进一步拓展，尤其是在与中共创建或湖南一师方面的关系。国外学者直接研究新民学会与湖南一师关系的著作只有一本，即美籍华人刘力妍的专著《红色起源：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创建(1903—1921)》【2】。

一、新民学会先驱较早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回溯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的探路历程——那是一个“群雄立党救中华”的年代，社团林立，政党蜂起，各种救国主张纷纷登上政治舞台。由于刚从国外传入的社会主义思潮流派繁多，人们总是“隔着窗纱看晓雾”，分辨不清其政治主张。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学会成员经过五四运动洗礼，思想与时俱进。他们追逐时代大潮，通过投身五四运动，组织勤工俭学，创办文化书社，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直至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早期组织，使湖南成为国内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共早期组织的地方之一。

新民学会先驱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在五四时期。1919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考察了“工读互助”新生活。回到长沙以后，他在岳麓山下试验过“新村主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消除劳心、劳力两个阶级的区别。毛泽东后来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这时我的思想是自由文化、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大杂烩”，还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3】从无政府主义者过渡到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中国早期革命家如此，就连苏维埃俄国的革命家也不例外。在回顾俄罗斯先进分子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时，列宁深有感触地说：“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受了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理论。”【4】这个描述也是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寻找真理过程的生动写照。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使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开始确立新信仰。由于发动“驱张运动”，毛泽东于1920年初第二次到北京。在李大钊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对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也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常去北京大学找邓中夏和罗章龙(新民学会创始会员)，除了商量“驱张”和湖南“自治”的事宜，还请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情况。1936年，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谈话，说当年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还形容自己像一头牛闯进了菜园，专挑喜爱的东西吃。其中三本书铭记在心，分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5】

以上三本书对毛泽东产生过很大影响，他不仅对埃德加·斯诺讲过，而且于1941年9月对中央妇委和西北局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也讲过：“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6】其实，1920年初毛泽东在北京时，这三本书尚未译出。虽然毛泽东读书时间因记忆略有“提前”，却不能否定其世界观转变的事实，他是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走到马克思主义者行列来的。准确地说，这三本书都在长沙文化书社销售过，文化书社开办时间在1920年8月，随后即成为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毛泽东是在文化书社阅读的，他说“到了1920年的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7】

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中国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主要受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影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就读过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20年4月，他离开北京去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送行。此时，陈独秀已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及随员杨明斋会面，开始在上海筹组早期共产党组织。毛泽东曾多次与陈独秀见面，后写下回忆：“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甚至评价陈独秀：“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8】当然，毛泽东与蔡和森等赴法国会员通信，进一步打开了眼界。他们在革命道路上互相促进，相向而行。现保留的他与蔡和森之间的11次通信，就有许多对革命理论和方法的讨论，也在建党问题上交换过意见。

1920年夏，毛泽东、彭璜、李思安等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拜访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向他当面请教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彭璜写过《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于1920年8月27—30日在长沙《大公报》刊出。同年9月5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的《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也记载了他们一起拜访维经斯基的感受。毛泽东告别陈独秀时谈了回湘的打算：为了做到“以俄为师”，先创办文化书社，再建立俄罗斯研究会。不久，俄罗斯研究会在长沙文化书社成立，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湖南青年赴俄国勤工俭学。在上海期间，陈独秀向毛泽东透露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已经成立的信息，并把湖南列入组党的计划中。陈独秀去广州以后，毛泽东原湖南一师的同学、上海早期党员李中替陈独秀看家，他从上海多次给在长沙文化书社的毛泽东邮寄涉及建团建党的资料，推动了湖南的建党工作。

尽管有在法国的蔡和森、上海的陈独秀和李中在推动，然而湖南建党在1920年下半年并未具体展开。毛泽东与易礼容于1920年7月7日回到长沙，他们一方面致力于创办文化书社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另一方面为实行湖南自治而奔走呼号，遂将建党之事搁置下来。湖南督军谭延闿不顾民众感受，在自治运动高涨之时便撕下了开明的伪装。自治运动的失败，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反思，随之他抛弃了社会改良幻想，接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欢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列主义，积极寻找新路，踏踏实实地研究中国的问题。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向警予写信表示：“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必须“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9】

与此同时，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罗学瓒、萧三等人在法国已接触到世界大潮，决心“以俄为师”，在蒙达尔纪会议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尤其是蔡和森以“猛看猛译”的劲头，译介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从报刊和工人运动中了解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状况，写信回国，建议陈独秀、毛泽东成立中国共产党；【10】何叔衡、彭璜、易礼容、陈昌、夏曦等人则在长沙，与毛泽东一道从事学生运动和民众斗争的实际工作。他们发行《新青年》和马克思主义普及读物，逐步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的认识，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萌发了建党和革命的初心。在法国的李维汉、李立三、李富春等人经过蔡和森的帮助，尤其是读了蔡和森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某些经典著作后，也放弃了工读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新民学会的创始人萧子升赴法勤工俭学以后在华法教育会任秘书，受吴稚晖等人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至深，尽管毛泽东、蔡和森对他做了许多工作，但他仍表示对社会只能进行“温和的改良”。

二、新民学会先驱在湖南建党活动中的作用

以湖南一师学生为主体成立的新民学会，孕育了一批共产主义者。据新民学会纪念馆统计：会员前后达78人，其中女会员20人(主要来自周南女校)；男会员共有58人，来自湖南一师者47人(其中有学生41人、教师6人)。新民学会会员后来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者41人，其中湖南一师校友37人。蔡和森不仅最早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而且最早向中国传播了列宁的建党理论。中共一大之前入党的新民学会会员有8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陈子博、彭平之、罗章龙、李启汉)，毛泽东、何叔衡成为中共一大代表。新民学会为中国革命牺牲者达17人(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彭璜、郭亮、陈昌、夏曦、方维夏、张昆弟、罗学瓒、李启汉、陈子博、彭平之、傅昌钰、彭道良、谢南岭、罗宗翰)【11】，学会外围还有贺恕、夏明翰、柳直荀、杨开慧等一批志同道合者参加了建党活动。

新民学会会员是湖南革命活动的中坚力量，1918—1921年，他们从长沙到北京到上海，再从巴黎到蒙达尔纪到南洋，引领革命活动在艰难曲折中不断深入。他们响应和参加了五四运动、创办或改造了《湘江评论》和《新湖南》，开展了“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也组织了湖南青年先后赴法、赴俄勤工俭学；他们通过创办文化书社和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逐步完成了湖南建团和建党的历史任务。然而，湖南建团、建党的地点并没有发生在会员最多的湖南一师校园，而发生在潮宗街56号文化书社(租借湘雅医学院空置校区)。究其原因，是因为这批湖南一师学人在五四运动之后陆续毕业了，活动重心移到了校外。也有某些人认定，新民学会旧址为湖南建党之处，其实这处民宅是蔡和森在湖南高等师范读书时租的，只租了两年，1919年12月他带着全家赴法国勤工俭学时就退租了，1921年多次讨论建党需另觅他处。

湖南先进知识分子的建党活动，分国内、国外两条线进行。在国内方面，1920年7月6—10日，新民学会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会员，在巴黎附近的蒙达尔纪公学连续举行了5天会议，讨论蔡和森提出的“改造中国和世界”新宗旨，后来又讨论了成立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12】蔡和森在与国内的通信中提出希望湖南建党。1921年1月1—3日，毛泽东与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潮宗街文化书社连续三天举行“新年会议”，热烈讨论之后进行表决：“赞成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起立者”12人，反对或弃权者6人。【13】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三天“新年会议”看作是湖南建党活动的“热身”，而1921年5月则是湖南完成建党的“标志”。为何这三天没有完成建党重任?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是因为会员意见尚不一致。

此前，陈独秀曾经委托毛泽东在湖南建团建党，李中也从上海寄来了相关资料。1920年下半年，毛泽东、何叔衡虽酝酿成立党组织，却未成型，也没有确定组织的名称。湖南建党究竟何时完成?毛泽东1974年在湖南省委“九所”(内部宾馆)说过，湖南先有团、后有党。党在团后——这是一个绕不开的事实，那就需要弄清湖南建团的时间。由于1921年元旦三天讨论未达成共识，毛泽东便邀部分人先建团。据1月6日毛泽东写给彭璜的信，通知他1月13日到文化书社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议，这就是湖南建团准确的时间和地点。至于何时建党，肯定是在“新年会议”和湖南建团以后了。毛泽东1933年8月20日亲笔在中央苏区的党证上填写“1921年5月”入党。因此，到5月初便有了湖南早期共产党组织，这是迄今湖南建党唯一有准确月份的证据。中共湖南支部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的“第一个省级支部”【14】，并非党的早期组织。前述党在湖南的早期组织，是1921年5月在文化书社成立的。

由于毛泽东、何叔衡接到李达寄往文化书社的邀请信，两人于1921年6月29日赴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毛泽东从上海归来之后，1921年10月10日在长沙协操坪树林里开会，正式组建了中共湖南支部，支部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彭璜、陈子博和彭平之6人(萧三回忆有彭平之，未提及贺民范，其他5人公认)。贺民范在其回忆和自传中从未提及自己参加过建党活动。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过“萧诤”是湖南建党的6个人之一，可是一直未发现此人，估计埃德加·斯诺没听清楚毛泽东的湘潭口音，是“萧子升”之误。

在国外的湖南建党情况。1921年5月，远在法国的蔡和森与赵世炎、王若飞等商议，拟成立“少年共产党”。据贺果日记和尹宽回忆，1921年7月23日(与上海中共一大开幕同一天)，在新民学会及其法国分支“工学世界社”(开始称“勤工俭学励进会”，后来部分成员组建了“少年共产党”)举行的会议上，蔡和森建议“工学世界社”改名为“少年共产党”。由于投票时赞成者或反对者各半，改名提议没有通过，“暂时保留旧名”。这个情况，与长沙“新年会议”一样。此后，由于勤工俭学学生发动了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蔡和森、李立三等104人(含湖南籍学生44名)被法国军警驱逐出境，组建旅欧少年共产党一事又搁置下来，最后由留下来的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李富春、蔡畅等人在1922年6月18日完成。蔡和森、李立三以及稍后归国的向警予等人，陆续在国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对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含旅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19人)的革命斗争和建党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当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与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15】

从上可知，古往今来大凡成就一番事业的团体，都由一批对国家、社会、民众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物所维系。正如列宁在《怎么办》一文所写：“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经过考验、受到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16】从这个意义说，新民学会会员的结合是一场寻找志同道合旅伴的旅行，是一场寻找“真同志”携手走上迎接中国共产党诞生之路的发现之旅。毛泽东从上海返湘以后，成立文化书社，销售《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等书籍和《新青年》《劳动界》《时事新报》等报刊，在进步学生和青年工人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从中寻找“真同志”。俄罗斯研究会成员每逢星期天下午聚集文化书社阅览室读书，讨论时事政治，最终一部分人走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行列。可见，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和建团、建党这些事，都发生在文化书社阅览室——潮宗街56号“瞿鸿禨公馆”。

新民学会先驱在建党活动中作用显著，湖南建党与新民学会密不可分。其成员有47人来自湖南第一师范，其中著名党员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罗学瓒、陈昌、郭亮、夏曦、张昆弟等。此后，湖南一师的著名党员还有任弼时、李达、徐特立、谢觉哉、袁国平、刘畴西、段德昌等。众所周知，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与两个学校息息相关：北有北大红楼，南有湖南一师。中共一大以前，散布在各地及海外共有50多名早期党员，属于湘籍的约20位。他们中除湖南早期党组织的6名党员以外，外地的湘籍党员还有：在上海入党的李达、陈公培、周佛海、林伯渠、李启汉、李中、李季；在北京入党的邓中夏、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李梅羹、朱务善、吴汝铭。中共一大以后，毛泽东深入学校、工厂、铁路、矿山，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员。到1921年冬中共湖南支部迁入清水塘22号时，陆续加入者有李立三、夏曦、郭亮、夏明翰、姜梦周、贺恕、李六如、杨开慧等10余人。按照中共中央局的要求，凡有党员30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区执行委员会。1922年5月1日新成立的中共湘区委员会辖3个支部，即1922年2月建立的安源支部(李立三为书记)，接着建立了湖南自修大学支部(姜梦周为书记)、湖南第一师范支部(夏曦为书记)，毛泽东亦两次去衡阳第三师范帮助建立党组织。中共湘区区委除有党员30多人外，还领导团员60多人，辖直属工会 2个(粤汉铁路、安源路矿)，联络工会1个(湖南劳工会)。至1923年4月毛泽东调中央工作时，湖南已有123名党员、260名团员，分布在长沙、浏阳、湘潭、湘乡、平江、常德、益阳、衡阳、衡山、耒阳、宜章、嘉禾等县市。

三、余论

100年前，一批革命先驱敢为人先、开天辟地，缔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概括了伟大建党精神。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7】“七一”讲话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提炼，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为什么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为什么是一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党，用32个字在四个层面对党的本质属性作出了界定和说明。其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就是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共产主义写在党旗上，正如毛泽东所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8】；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为了什么?要干什么?”这个层面对党的纲领和任务作出了界定，党员奋斗才有方向；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他们前赴后继，建立新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牺牲奉献中所取得的；从根本上讲，党的宗旨要求党员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价值指向，直接回应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五四时期湖南一师学人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起源于新民学会。新民学会会员探索了建党初心——“改造中国与世界”，探索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也探索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其中，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明确提出“实事求是”的时间，应当在1914年。因为他们都是1913年春分别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和湖南第一师范的，1914年春，设在荷花池的湖南第四师范合并于设在妙高峰的湖南第一师范。其中，蔡和森、张昆弟在第六班，李中在第七班，毛泽东、罗学瓒、周世钊、贺果等在第八班。他们入学时，学校就制定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章程》。该章程的第一章“教养学生之要旨”规定：学生要勤于体育、陶冶情性、富于美感、志趣高尚，“尊品格而重自治，爱人道而尚大公”，要做“为生利之人而勿为分利之人”。特别是“教养学生之要旨”之第五条要求学生做到“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19】。其中，“明现今之大势”就是要学生多阅读课外书籍和报刊，关心时事政治；“察社会之情状”就是要学生深入民众做调查研究，了解现实社会状况；“实事求是”更是明确要求学生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夸大、不缩小，正确地认知和解决问题。毛泽东等人对“教养学生之要旨”反复研读，心领神会，身体力行，是“实事求是”的忠实实践者。

湖南勤工俭学和湖南建团建党的实践活动，主要由新民学会会员尤其是湖南一师学人推动。罗章龙写诗称赞：“济济新民会，风云一代英。”蔡畅1988年为新民学会纪念馆题词：“毛蔡寄庐流芳千载，新民学会建党先声。”新民学会发出了湖南建党的先声，它的78名会员先后加入共产党者41人。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成立的“工学世界社”，实际上是新民学会的海外分支。其中产生了如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李富春，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欧阳钦，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林蔚、四川省委书记傅烈、山东省委书记李慰农、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开国少将唐铎等人物。中共早期党员刘清扬则是新民学会在法国发展的会员，她与丈夫张申府一起成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

以湖南一师学人为主体的新民学会会员，其中既有救国志士，也有学界泰斗。全国各地赴法国勤工俭学1600多人，有346人是经过新民学会从湖南组织去的；全国60余名女生，湘籍占40人。勤工有了积累，俭学亦非不能，当年有数十人考进了法国或邻国的大专院校。经过“国外开拓、国内发展”，新民学会涌现了许多学有成就者。例如，师从居里夫人的物理学家劳君展，旅美医学家李振翩，中法文化交流先行者萧子升，《国际歌》翻译者萧三和美术家曾以鲁，文史馆员李思安、邹蕴真，著名记者唐耀章、黄醒，知名教授魏璧、陶毅、周敦祥、任培道、吴家瑛、杨润余、陈书农，华侨教育家张国基，被毛泽东称赞的教育家周世钊、张怀，被巴金称为“有理想、有干劲”的教育家匡互生……他们投身于科技救国、教育救国或实业救国，为推进近现代中国的科教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作为革命进步团体，最值得称道的是新民学会涌现了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众多革命家。“伟人长于斯，必有其原因。”人才的成长离不开文化传统的滋养和人文环境的陶冶，湖湘大地尤其是湖湘文化哺育了近现代湖南人的革命性。湖南人的革命性铸造了“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的湖南精神。众所周知，湖南人“认死理”——只要认准目标，就会一条路走到底。敢于冲破藩篱、义无反顾的精神气质，造就了近现代的湖南人才群体。考察湘人的言行，就会感觉到他们身上那种刚烈和韧性，那股蛮力和倔劲。可是，湖南这块热土开发得比较晚。清朝中叶以前湘人出头者屈指可数，只是到近代才有活力和生机。从王夫之到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学风，十分注重引导人们走向实政、实用、实行的经邦济世之路。贵实践而耻空谈，主张通家国天下治安之计，方能够出为良臣，处为良士，经邦济世，治军治国，做出一番事业来。

湖南人在近现代突然“发力”，单纯从地理位置上解读尚缺乏说服力。湖南人才迅速走向政治舞台中心，离不开教育发力，其中，湖南第一师范功不可没。作为湖南这块热土上的人才培育基地之一，湖南第一师范的前身是创办于南宋被誉为湖湘文脉渊源的城南书院。清末民初，国家落后挨打、民不聊生、民智蒙昧的状况，迫切需要来一场大变革。可是，国内尚缺乏与变革相适应的经世之才，亟须兴学育才。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把师范教育推上了历史舞台，1903年创办的湖南第一师范，秉承其固有文化底蕴，切入时代大势，成为湖南兴学育才的重要基地。毛泽东等人的建党初心和革命精神，便受到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积淀的优秀文化的直接熏陶。

作为千年学府、百年师范的摇篮，湖南一师早期学生多来自湖南农村，是一群乡村知识分子、自耕农和小商人的子弟。他们对中国的落后状况、社会矛盾有切身体验，怀着强烈变革社会愿望，脱颖而出。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五年半，又留校在附小教书两年半，前后8年。他与蔡和森、何叔衡、任弼时、李维汉、陈昌、夏曦、郭亮、张昆弟、罗学瓒、李中等人是湖南一师学子中的佼佼者。他们修学储能，为了锤炼意志，“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为了探求真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通过读“无字之书”(调查研究)确定人民情怀，成立新民学会发出了“建党先声”。学生出类拔萃离不开教师阵营整齐。湖南一师有一批师德高尚、学问扛鼎的教师，如孔昭绶、易培基、杨昌济、黎锦熙、杨树达、方维夏、徐特立等，此后又有李达、匡互生、田汉等名师。一流的师资，保障了兴学育才的质量。毛泽东和蔡和森常在一起谈论天下大事，切磋学问，情同手足。恩师杨昌济对两人评价甚高，去世之前写信给章士钊：“吾郑重语君，(毛蔡)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20】他们不负导师“欲栽大木柱长天”的期望，成为近现代中国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的成长经历，可谓——学校铺路，老师引路，学友同路。当年湖南一师的教育传统和教学理念——德智体三育并重，德育为先；践行民本主义，强化爱国教育，成为兴学育才的又一原因。

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怀抱建党初心，立志将新民学会从学术团体改造成政治团体，准备开辟一条别人“不敢为”的道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在杨昌济讲授“修身”课程的课本《伦理学原理》(德国泡尔生著、蔡元培译)上写批语，10万字的课本上竟用蝇头小楷写了1.2万字的批语，抒发自己对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宇宙观的见解。特别应注意的是，他立志“改造国家与社会”，在批语的许多地方写道：必须从改造自我或“实现自我”做起，此语与后来蔡和森在蒙达尔纪建议修改的新民学会宗旨“改造中国与世界”不谋而合。素怀大志，“改造国家与社会”或“改造中国与世界”便成为他们萌发的建党初心。顺便指出的是，新民学会当年提出的“改造中国与世界”，与今天形成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一脉相承，高度契合。

注释

1.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2.〔美〕刘力妍著，王毅译：《红色起源：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创造》，河南出版社2019年版。

3.〔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4.中央编译局编：《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6页。

5.〔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6.《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页。

7.〔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8.〔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2～133页。

9.《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48页。

10.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163页。

11.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03～604页。

12.《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51页。

13.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页。

14.〔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3页。

15.〔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3页。

16.《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2页。

17.《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18.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7页。

19.本书编写组：《湖南第一师范校史(1903—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0.转引自易永卿：《蔡和森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探索》，《求索》2004年第12期。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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