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终于胜利完成跨越十几个省、总行程达数万里的长征，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胜利会师。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那么，长征这个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性的大事件，是如何被国际社会认知的呢？
众所周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名为《西行漫记》）1937年10月由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将长征介绍给国际社会，在国际社会引起轰动，在中国的影响也极大。
但是，《西行漫记》并不是最早向国外介绍红军长征的。国际社会出现宣介红军长征的出版物，还有比它出版时间更早的，这就是陈云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早在斯诺进入陕甘宁苏区之前3个月，1936年3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全民月刊》创刊号上，就发表了一篇署名“廉臣”的连载文章《随军西行见闻录》。随后，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并传回了国内，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国统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份出版物，实际上就是最早在国际社会公开发表的宣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作品。那么，“廉臣”是谁？据书中所称，他是被俘国民党军医。果真是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长征。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领导。红军长征后,中共中央便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为了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派陈云和潘汉年等人去上海寻找与共产国际联系的途径,并恢复党的地下工作,潘汉年先行一步。陈云于1935年7月奉命回到上海。他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因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一时不能开展工作。这期间，陈云开始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记录他所经历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后来，中共中央决定派陈云直接去莫斯科汇报。他便随身带上了没有写完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并在莫斯科完成了书的写作。陈云写完后，交给了在巴黎创办的《全民月刊》编辑部。
《随军西行见闻录》全文三万多字，以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写就。文章以亲历者的视角，客观的态度、细腻的描述、讲故事的方式，生动地讲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
陈云化名“廉臣”写作，用的又是被俘的国民党军医名义，以第三者的口吻，所以内容可信度和可读性极高。1936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后，很快被传回国内。1937年4月，《随军西行见闻录》被作为附录，收入上海丁丑编译社在北平秘密出版发行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这本书里收录的还有斯诺、韩蔚尔、史沫特莱等人写的文章。后来，《随军西行见闻录》还先后以《从东南到西北》《长征两面写》《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等书名在国内再版。
1937年11月，民生出版社刊印该书时在前言中是这样说的：“中国红军从江西到陕北之二万五千里的行军，是一件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事情，他们历尽艰险，尝透了种种困难的滋味，结果终于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如今在市面上已经有二三种关于二万五千里行军的记录，可是我们觉得不够逼真，太零碎，本书是巴黎出版的一种比较写实的记载。我们认为在描写的态度与文字的通俗、连贯、有趣味方面，是极适合于大众阅读的。所以决定将它重印了。”
到1939年的时候，大文出版社又将这本《随军西行见闻录》同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斯诺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一起编辑成册。这本册子的“卷头小言”写得有意思：
“第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是一位被俘的军医，他被迫随同部队在长途中跋涉，基于私人的观感，把沿途的经历加以描述，加以分析；如小说，如演义，亲切而有味。”
“第二篇两万五千里长征为美国名记者斯诺君的记录，曾刊载于亚细亚杂志上。”
“这两篇现代史上难得的史料，也是出人意外的‘特种游记’。我们撇开政治问题不谈，也觉得是现代青年应读一读的。”
直到1985年1月，在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才首次披露“廉臣”是陈云的笔名，并以作者的名字公开发表了这篇纪实报告。
陈云的这篇“如小说，如演义，亲切而有味”著述中，到底写了些什么呢？这要与陈云到莫斯科后所做的事情联系起来看。
1935年10月15日，历经辗转到达莫斯科的陈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作了《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红军长征所要达到的目的、长征的具体情况和胜利的原因，这是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失去联络后，第一次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使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1936年春，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根据陈云所作的报告整理而成、署名“施平”的另一文章《英勇的西征》。“施平”是陈云当时在莫斯科的化名“史平”的谐音。在文章发表时，用“西征目的已经达到”、“作战的经过”、“我们成功的原因”三个小标题对报告进行了详细讲述。
《随军西行见闻录》和《英勇的西征》作为最早向国际社会宣传、介绍红军长征情况的文献，文笔细腻，内容丰富，可读性非常强。
作为长征中担任后卫军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陈云亲自参与组织了巧渡金沙江等长征中的关键战役。作为亲历者，讲起故事来生动有趣，娓娓道来，故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红军纪律严明、组织有力的特征。
除了有对战争经过的详细记述以外，陈云还对党的领袖人物、党的民族政策的实施进行了详细的记述。他是这样介绍毛泽东和朱德的：
“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我到，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
“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询之，始知为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获之谷米，尽交绅粮（地租），自己则终日乞食，因今日气候骤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卧路旁。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党的领袖人物亲切、和善、关怀群众的形象跃然纸上。他还详细记述了长征中经过云贵少数民族地区，刘伯承和彝族领袖小叶丹“歃血为盟”的故事：
“赤军所过之彝民居住之山，共有彝民十余部落。当赤军之前卫团出大桥镇上山二十里时，即有三个部落之彝民在前后及左翼包围赤军，意欲缴枪。但赤军善用宣传政策，向白彝声明共党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汉人军阀压迫彝民，并提出为彝民所迫切希望之要求‘打刘家’（意即打刘文辉的军队，因刘文辉压迫彝民甚烈）。当时赤军领袖即与当前的一部落名‘沽鸡’者以鸡血充酒，与彝民领袖共饮，表示歃血为盟共打刘家。经过歃血为盟后，‘沽鸡’一部落彝民非但不打赤军，而反被赤军收编作‘红军游击支队’，而与赤军引路及招抚‘阿越’、‘罗洪’等十余部落。伺候赤军全部过此彝民山时，彝民则牵牛送羊欢迎赤军于道旁。赤军则以皮衣、旧枪、盐、布送彝民。故当时我等日夜恐惧之彝民山地，如此竟安然地通过。”
这些故事生动有趣，文笔细腻，恰恰印证了毛泽东所说：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
陈云所著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是1936年3月出版的，是最早向世界介绍长征，出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笔，是最准确最权威最珍贵的；而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一书，是1937年10月出版的，是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10月又恰逢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重读《随军西行见闻录》，缅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红军创造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能更深入领会伟大建党精神中包含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鲜明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更需要我们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继续弘扬党的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继承和发扬好伟大的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新长征路。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
（来源：《中华魂》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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