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臣、民族英雄于谦和开封的关系非常密切。开封人每当登临护城堤或者抚摸镇河铁犀时，往往就会想到明朝兵部侍郎于谦在开封治黄的丰功伟绩。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那些为人民造福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时至今日，开封人民依然铭记着于谦。在城北的黄河游览区，建有于谦治河纪念亭；城东铁牛村，保存着镇河铁犀的真迹；城南禹王台的水德祠内，竖立着于谦的牌位；城西，回龙庙的村名依然留存。五百多年过去了，于谦的名字在开封大地上依然熠熠生辉，他忠心义烈、勤政为民、两袖清风、廉洁奉公的高尚情操，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忧国忘家 忠心义烈 与日月争光
于谦（1398～1457）生于明洪武三十一年，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祖籍河南考城（今属兰考县），曾祖一代定居于杭州。幼年的于谦聪慧好学，15岁被录取为钱塘县儒学生员，23岁中举，24岁中进士。初入仕途的几年里，于谦任过山西道监察御史、江西巡按御史等职，并曾随宣宗朱瞻基平定朱高煦之叛，初步显示了干练的才能与廉明的作风。宣德五年（1430），宣宗朱瞻基亲笔提名升拔他做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巡抚河南、山西，当年于谦33岁。受命之后，他立即轻车简从赴任，从此开始了在河南、山西的漫长生涯。
于谦履任后，冬春两季在山西，驻太原；夏秋两季在河南，驻开封。他曾在诗中说：“三晋冲寒到，中州冒暑回。山川元不改，节候自相催。”“马足车尘不暂闲，一年两度太行山。”于谦像候鸟似地一年两度穿行太行山，往来于河南、山西。于谦任河南巡抚期间，十分注意了解民情。他的抚院门前立了两面木牌，一面写着“求通民情”，一面写着“愿闻利弊”。
于谦一生从政期间，清正廉洁、刚正不同、不畏强暴、不贪私利，将一世清白留在了人间，深为后人称颂。他曾经在17岁那年，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正统年初，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内阁朝政，都很重视于谦。到了“三杨”去世，太监王振开始掌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我带有两袖清风！”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在河南任职期间，于谦每次出巡都轻装简从，朴实无华，严禁沿途官吏迎来送往和宴请招待。有时，他夜里就住在简陋的邮亭或山村的破房里，也不在府州县衙安歇，以防各地官绅借机送礼献媚或刮民肥私。他看到农民衣食无着，痛苦不堪，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贫者减轻赋税，对饥者发放粮食；对善良者加以抚慰，对豪强者使其慑服。他还奏请朝廷调拨了十三万两白银救灾，打开官仓赈济饥民，并带头拿出自己的薪俸，号召官吏富户捐粮捐款，以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同时，他还设立了“惠民药局”，为百姓免费治病。
于谦勤政爱民，人人称赞。当时，民间流传的一首歌谣说：“凶年饥岁贫无粟，处处人民皆枵腹。儿女卖与富家翁，一男止换六斗谷。……忽闻巡抚至此邦，开仓赈济饥与荒。大家小户皆得食，顷间面色生容光。鳏寡孤独俱有养，医药调理救灾伤。召父杜母今复见，天遣恩官拯二方。”
于谦在河南十余年，任上不带家眷，老父老母在故乡杭州，他让儿子于冕在家侍奉；妻子董氏居北京，他每次到京师奏事才得相聚。他在任上不纳妾，不置媵，只身忙于公事。他豪迈地吟出了“民安足遂中心愿，年壮何妨到处家。”但宦海昏暗，政多弊端，他虽洁身自好，仍免不了受到权贵们的攻讦。正统十一年（1446）于谦又到京师奏事，荐举参政孙原贞、王来二人代巡两省，王振借此嗾使通政使李锡弹劾他“以久不迁怨望，擅举人自代”，结果下狱论死。
河南、山西绅民听到于谦冤狱的消息，纷纷赴京请愿，为他申辩，明廷不得不将他释放，但降职为大理寺少卿。两省官绅又伏阙上书，请求仍命于谦巡抚二省,皇族藩王开封的周王、太原的晋王也要求于谦返回原任，明廷只得将他放还。
于谦在河南的19年，他关心民众疾苦，作风清廉正直，不敛财肥己，不谄媚逢迎，留下了清白的名声，算得上是一位好官。
于谦赴京以后不久，正统十四年（1449）即发生了“土木之变”。在瓦剌军进逼京师的危急关头，他挺身而出，坚定地组织与领导了北京保卫战，击退了瓦刺对北京的进犯。这不仅挽救了朱明王朝，而且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然而，英宗朱祁镇复辟的“夺门之变”以后，于谦却无端被诬“谋逆”而惨遭杀害，这引起了后世的深切同情与敬仰。
天顺元年（1457），于谦在北京被杀后，遗骸归葬于杭州西湖三台山麓。他生前未能实现“谢老西湖上”的愿望，死后却长眠于西湖之滨。西湖的青山因为埋葬了宋代的岳飞和明代的于谦这两位爱国英雄，更增添了无限的光彩。清人袁枚赞道：“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弘治二年（1489），皇帝采纳了给事中孙需的意见，追赠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并赐在墓地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在年节拜祭。万历年中，改谥号为“忠肃”。杭州、河南、山西等地历代都是对他奉拜祭祀不已。
《明史·于谦列传》结尾赞曰：“于谦为巡抚时，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及时遘艰虞，缮兵固圉。景帝既推心置腹，谦亦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伟矣。变起夺门，祸机猝发，徐、石之徒出力而挤之死，当时莫不称冤。然有贞与亨、吉样相继得祸，皆不旋踵，而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卒得复官赐恤。公论久而后定，信夫。”
于谦治黄：创修护城堤 护城安民
明代初期黄河为患甚烈，从洪武至永乐的50多年间，仅在河南境内即溃决16次，其中有12次是在开封或开封附近，最大一次是永乐八年秋天，“河决开封，坏城二百余丈。民被患者万四千余户，没田七千五百余顷。”《英宗实录》也说“开封患特甚。”据《明史· 河渠志》载，洪武二十四年（l391），黄河于原武黑羊山决口，改道流向东南，距开封城北只有里，“直逼汴城”。从此，明代的黄河河道在开封附近2.5公里，南北滚动，时而城南，时而城北，危害尤甚。每当汛期，不但附近的田园村庄常被水淹，贻害无穷，而且直接威胁到开封城的安全。黄河涛声如雷，民众惶恐，有时“一夜数惊”。
宣德五年（1430），勤政爱民的于谦出任河南巡抚，他轻装骑马，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治理黄河，保城安民，做出了卓越贡献。为解除黄河水患，于谦上任后次年（1431），调集民工疏浚祥符至仪封（今属兰考）黄陵冈的黄河淤道，大大减轻了黄河在开封一带河段的灾害。宣德十年（1435），于谦采纳御史李懋的主张，疏浚黄河北岸封丘境内金龙口，使黄河水下泄畅通与运河交汇。正统二年（1437），于谦鸠集民工复筑阳武、原武、荥泽的溃决堤岸。
为加强黄河堤防，于谦责令沿黄一带州县加固堤岸，在堤上多栽种树木，以固堤基。他每隔五里设置窝铺，派专人驻守巡视，及时补修堤防隐患。同时，他还命令沿黄各交通要道加高路基，广植榆槐，并在路边每隔三五里地挖一座水井，盖上草亭，既可通过水井观察黄河渗透情况，又可供行人乘凉饮水。
于谦治黄，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不仅深入灾区详细了解水患和堤防情况，还坐上小船，在风高浪险的黄河上观察水势，探视险情。于谦《黄河舟中》一诗写道：“顺风吹浪片帆轻，顷刻奔驰十数程。舵尾炊烟犹未熟，船头已见汴梁城。”
历史悠久的环形护城堤是开封的一大特色，也是开封古代人民的伟大创造。据文献记载，开封修筑护城堤与黄河水患有关。黄河挟带大量泥沙，沉淀淤积，致使河床逐年增高，常常泛滥成灾。尤其是开封附近的一段黄河河床，河床的床底比开封的城墙还高，又称“悬河”。在明代，每当农历六七月份，黄河暴涨，浊浪滔天，冲出河床，淹没田园和村庄，并直接威胁开封的安全。人民为了保家卫城，只得修堤筑堰，以御洪水，于是产生了开封护城堤。
宋代以前，黄河距开封较远，对开封尚未构成严重威胁。但金代明昌五年（1194年）河决阳武后，黄河南移迁徙至封丘县境，离开封仅40里，已对开封安全构成影响。元代延祐六年（1319年），人们开始在开封城北修筑护城堤。这条最早的护城堤长7443步，西北接金村，绕城围抱；东南直抵苏村，因离城3里又名三里堤，后被河水冲毁。尽管这些堤坝规模不大，但却为后来开封护城堤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于谦在巡抚任上，把“修筑堤防、发展农业”作为一项主要任务。据《明史·于谦列传》记载，为了遏制黄河水患，“谦令厚筑堤障，计里置亭，亭有长，责以督率修缮”。
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于谦治黄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他和年富增修了临河大堤，培土加固，深得民望；同时，他还创新性地修筑了开封护城堤，为这座古城增添了一道坚固的屏障。在周密调查和规划后，于谦动员了大量民工和兵丁，从开封城的西、北、东三面修筑起一条长达40余里的护城大堤。这条大堤宽6丈，高2丈余，有效地保卫了开封城免受水患侵袭。此外，他还下令在护城堤上每隔5里设立一座窝铺，称为“亭”，并指派亭长负责看守，确保大堤若有损坏能够及时修复加固。同时，为了防止土堤流失，他还在堤岸两旁种植了果树和花木。
筑堤工地上，官军与地方百姓组成的筑堤大军人数众多，场面壮观，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经过数月的艰苦努力，数十公里的护城大堤初具规模，充分发挥了遏制水患的重要作用，至今犹存。据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七记载：“护城堤，离城三里，一名三里堤。西北接金村，绕城围抱，东南直抵苏村，乃前代所筑以防水者，后被河水冲毁。国朝正统年间，巡抚于谦因河逼汴城，遂筑东西北三面以御之。”东护城堤自城东南的横船湾起，向北延伸至城东北的刘寨后转弯向西；北护城堤东起刘寨，向西至城西北的辛堤头村后转弯向南；西护城堤北起辛堤头村，向南至城西南的刘寺村后转弯向东。
于谦从开封调往北京的第二年，即明正统十三年（1448），黄河冲决荥阳姚村口，经过中牟县境、杏花营及陈留，继续东流，汇涡河而入淮。转而从南面威胁开封。此时，开封反而位于黄河北岸，城南变成了黄泛区，水灾频发。一到汛期，黄河波涛汹涌，声震数里，使开封人民再次陷入恐慌之中。明景泰二年（1451年），河南巡抚王暹效仿于谦，为确保开封安全，又在城南续筑了40余里的护城堤，东、西两端与原护城堤相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环形护城堤，周长80里。据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七记载：“景泰二年，巡抚都御史王暹补筑南面，与东西相接，凡四十余里，号大堤焉。”南护城堤西起城西南刘寺村，向东延伸至城东南的横船湾，与东西两面相接，形成四周合围之势。南大堤上主要种植柏树，远远望去，柏树茂盛，四季常青。这便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开封环形护城堤的由来。
明朝正统四年（1439年），暴雨冲毁了500余丈的护城堤。于谦迅速派兵夫日夜守护，但河堤仍不断坍塌，险情频发。为了鼓舞士气，于谦甚至将皇帝赐予的蟒袍脱下投入水中，抢险的民工深受鼓舞，齐心协力，最终化险为夷。
于谦在河南期间，黄河在河南境内只溃决3次，而开封附近一次也没有，这和于谦重视堤防、沿堤广植树木、加固堤基、加强巡查是分不开的。
从明正统十四年（1449）至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间，黄河在开封附近决溢达46次之多。但由于护城大堤的防护，城内仅进水3次，其他危害不大，防洪大堤起到了关键的保护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黄河治理工作，大力修筑黄河大堤，并修建水坝和闸门，引黄灌溉并淤积土地，将害河变为利河，造福人民。70多年来，黄河大堤一直未发生决口事件，开封护城堤也自然减轻了其抵御洪水、保护城池和民众的作用，转而成为一处名胜古迹供人游览。
于谦造铁牛：铸铁犀镇河 顺乎民心
在于谦的治理下，开封城东北隅清水河畔的铁牛村还铸有一尊著名的镇河铁犀。这尊铁犀坐南向北，背城面河而卧，雄壮威武，犹如一个防洪护城的哨兵。铁犀由明代著名政治家于谦所铸，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它表现了黄河两岸人民根除河患、安居乐业的强烈愿望，并记载了开封人民与黄河进行顽强斗争的英雄事迹。
古人为了制服兴风作浪的水妖，常在大江大河上铸铁牛、水兽。于谦为了顺乎民心、祈求神灵庇佑并增强百姓的治黄信心，下令铸铁犀镇河，并亲撰《镇河铁犀铭》铸于犀背。铭文表达了铁犀镇守堤防、捉拿水怪、保城安民的愿望，体现了于谦治理黄河、造福人民的诚心。其铭文日：
百炼玄金，镕为真液。变幻灵犀，雄威赫奕。填厥堤防，波涛永息。安若泰山，固如磐石。水怪潜形，冯夷敛迹。城府坚完，民无垫溺。雨顺风调，男耕女织。四时循序，百神效职。亿万闾阎，措之衽席。惟天之庥， 惟帝之力。尔亦有庸， 传之无极。
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五月，铁犀铸成后被安放在当时黄河岸边新建的回龙庙中。后来，于谦在天顺元年（1457年）的“夺门之变”中遇害。开封人民深感其治河爱民之德，遂在回龙庙旁又建了一座庇民祠（因于谦官至兵部尚书加少保，又称“于少保祠”），祭祀于谦和与他同时治理河南的名臣年富。
然而，历经沧桑变迁，镇河铁犀也经历了诸多波折。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河决口导致洪水灌城，回龙庙和庇民祠被黄河吞没，镇河铁犀也深陷泥淖之中。同年，李自成第三次攻打开封时也曾试图决河淹城但未果，他认为是回龙庙的镇河铁犀作怪，便派人将铁犀移出并锤打，导致铁犀左肋留下一个洞痕。此后，回龙庙被洪水淹没，铁犀也被淤埋于黄沙之下。
入清以后，黄河在开封一带危害不断。人们怀念于谦，为求解水患灾害，在开封城西七里墩重修回龙庙，幻想以龙王治水，以保太平。此后，庙宇附近渐成村落，便以庙宇为名称回龙庙村。清末，回龙庙遭洪水破坏倒塌，庙毁村留。现该村位于开封西郊，仍名回龙庙。
清顺治年间，将铁犀掘出。康熙年间，巡抚阎兴邦治豫，三年中幸无大水患，自认为有神灵庇佑，遂于康熙三十年（1691）捐俸重修庙宇。阎兴邦认为回龙庙面城背河，失其方位，所以，重建的庙宇共三进院落，改为背城面河、坐南向北之势，前院供奉着河神——金龙四大王，铁犀置于后院亭中，也改为面北而卧。阎亲自撰文，改回龙庙为铁犀镇河庙，并勒石记铭，即今日尚存的改建铁犀镇河庙碑和铁犀铭碑。然而，虔诚的迷信和祭祀激发不了铁犀的镇河神通。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农历六月十六，黄河决祥符（开封）三十一堡（今水稻乡张湾村东），开封再次遭受水淹，铁犀镇河庙又遭水浸。至清光绪年间庙已废坍塌，仅存镇河铁犀和一八角亭。
1963年镇河铁犀被河南省列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这尊凝聚着黄河两岸人民血泪的铁铸怪兽屹立在古城北边的黄河故道旁与北边滚滚东去的黄河遥遥相望。铁犀用它那坎坷的经历告诉每个游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根除黄河水患并创造美好的生活。
开封党史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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