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四大国家文化公园。我市“黄河—运河”在自然水系与历史人文资源中浑然天成，自成一体，构成了古都开封的独特文化底蕴。古都开封的非遗文化资源大多分布在黄河—运河沿岸，这也是古代中国的物资流通与信息沟通的主要渠道和轴线。我市黄运沿岸的文化资源以历史遗址遗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这显著区别于以自然风光取胜的江浙水乡。
我市沿黄古代村镇因人口集聚而孕育了《清明上河图》的市井繁荣，逐步演化出繁多的手工技艺、娱乐方式、节日庆典和神话传说，这些文化元素几经变迁，大多以非遗文化的形式，在当代得以传承；因而成为古都开封最具生命力的“活化元素”。黄运河沿岸的非遗文化资源富集，除了“国省市县”四级非遗项目以外，还有大量的非遗文化线索。例如开封市征集到非遗线索131826条，其中县级8590条、市级3218条。这些丰富的非遗文化资源如同水面下的冰山，亟待我们的发掘和充分利用。
如何将“黄运河流动文化”与“非遗活态文化”相互结合，目前还面临财力人力的两大“硬约束”。早在2017年，开封市政府就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纳入财政预算。但杯水车薪，在当前地方财力趋紧的形势下，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中的问题与困境依然突出：
一是市场萎缩导致非遗项目生存环境遭受冲击。黄运河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随着人们生活日渐富足，娱乐日益多元化，依靠口传身授的非物质文化遗的市场容量骤减，非遗项目抢救和保护工作形势严峻。尤其是传统戏曲传承困难较大，非遗传承具有“因人而存”以口传心授的延续方式的特点；但由于市场限制，许多非遗项目面临“人亡艺绝”的困境，新老艺人断层，艺术保护传承青黄不接。
二是非遗文化项目管理与研究人才短缺。非遗保护的管理人员、研究人才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承人一样，都应当首先得到相应的重视与保护。沿黄地带非遗文化的挖掘、整理、保护和申报工作任务量巨大，但目前缺少专业人员的正式编制，从事非遗保护的工作人员大都身兼数职。
三是非遗项目的管理体制需要创新改进。非遗项目申报仍然按照“国省市县”的四级科层管理体制，非遗项目传承者都是民间手工业者，对此并不太适应；同时，大多数一线的管理人员与专业人才无法纳入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务与职称系列，属于“编外人士”；非遗项目“能进不出”，缺少淘汰机制，也缺少社会评价体系；以上种种难以满足我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社会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作，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而非遗文化具有群众性、生活性、娱乐性，便于普及推广。因此，我市非遗文化也迫切需要以“搭便车”的方式，利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政策契机、建设资金、项目平台、舆论形势，争取财政支持和人才支撑，促进地方传统文化的复兴。
为此，我们应紧紧抓住“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与“郑汴洛黄河文化旅游带”项目的机遇，在时间上利用清明、端午、七夕等传统节庆时点，在空间上依托黄运河沿岸城市，加快州桥遗址考古发现成果的社会宣传，盘活沿黄村镇的非遗文化资源，将非遗活态文化与大运河流动文化相互融合，推动沿岸村镇文化资源开发与文旅产业振兴。
一是构建非遗文化保护的政策体系。当前，《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已经出台，我市必须抓住这次政策机遇，倒逼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激活沉睡已久的“文化遗存”。为此，应改变当前非遗工作中“重申报轻保护轻利用”和“能进不出”的不良倾向，制定定期评估办法与动态措施，因地制宜构建充满活力的政策体系。1.设立非遗名录的退出机制。对于无正当理由未履行义务的传承人，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正的，则可以降级或者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以及保护单位资格。2.规范命名办法。围绕非遗项目有非遗展示馆、传习所、文化展示馆等单位称号，总结命名工作经验，设置评选补选与退出淘汰机制，进行新一轮的申报命名工作。3.利用网络投票让社会公众参与非遗项目遴选和申报工作，加大社会公众对非遗文化的知晓度与参与度。4.通过地方性立法，强化代表性传承人及项目保护单位的权利与义务，凸出活态文化的特征，矫正“重物轻人”的“物化”偏颇。5.利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项目“顶层设计”的政策机遇，在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基础上，尽快利用政策叠加的行政力量，制定《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二是实施非遗文化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我市黄河-运河沿岸以历史遗迹遗存为主，地处偏远，周边生态与人居环境非常脆弱，因此需要采取许多抢救性的保护措施。与此同时，对有关的非遗文化资源也需要尽快“抢救式留存”以及数字化保护和传播。
2013年我省文化厅启动了“稀有剧种抢救工程”，2015年启动“传统美术抢救保护工程”，2017年实施“河南省传统技艺抢救保护工程”。而当前的数字音像技术为非遗影像留存保护提供了支撑，在此基础上，应结合大运河文化建设中的“数字化”展示项目，推进“非遗数字化”的保护措施：1.利用成熟的二维扫描、三维建模、数字摄影与图象处理等技术，对非遗项目进行数字化保存与存档，对项目和传承人的生存现状、独特工艺、制作流程和代表作品等进行详细的数字化记录。2.借鉴黄河博物馆、洛阳大运河博物馆以及其他诸多数字博物馆的经验，统筹数字资源谋划建设我市的“非遗文化的数字展示厅”。3.在强化非遗文化资源的记录与保护的同时，加快非遗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传播，利用数字技术促进文化创意，赋予大运河非遗文化以新鲜活泼的时尚形态。4.借助“唐宫盛宴”“河洛飞天”“龙门金刚”的热搜热播，将数字化技术赋能我市非遗文化资源，借机扩大传播范围，通过数字化虚拟再加工和迭代升级来突破非遗文化的“开封创意”。
三是推动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黄运河文化并不单纯是“景观文化”，而是“历史文化”与“审美文化”的综合体。黄运河长期积淀所内涵的“大一统”“人定胜天”“苦难兴邦”和“家国情怀”等文化元素为此提供了“先进文化”核心元素的活化教材。
为此，1.结合当前我市职业教育改革措施，对非遗传承人进行专业培训，提升其社会责任意识以及社会荣辱感。2.利用开封中华职教社这一带有民间性、教育性和统战性的中介平台，启动地方“非遗+职业教育”的“双创”项目。3.遴选非遗文化展示展演项目，推送到地方职业院校，以非遗文化推动职业教育的技艺性师徒传承的教学改革和劳动教育。4.支持和引导职业院校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或者课程，积极培养非遗项目的专业人才，进而形成“非遗+职业教育”的资源共享格局。
四是开发沿黄非遗体验项目的文旅市场。2024年国庆假期期间，我省旅游业人数规模和收入都出现了大幅度回升，但人均消费出现了下降；这表明短途旅游和城市周边游成为消费热点。
为此，1.结合我市旅游复苏的趋势与特征，以“亲水”“田园”“农耕”等体验式旅游项目，疏解与分流郑州都市圈密集人口与城市压力，以“非遗体验项目”凸显村镇农耕文化的特征。2.在郑州都市圈周边中找准我市定位，以非遗项目申报为抓手，整合周边的水系旅游、乡村旅游、沿黄旅游中的文化资源，开发精品旅游线路。3.围绕正在建设的“黄河悬河展示馆”，对接仓颉陵、磐石庙等文化遗址，开展文祖祭拜与庙会活动，打造黄河村镇文化片区。4.利用“文旅+节事+创意”的方式，围绕非遗文化资源中包括名人故居、农耕文化、手工技艺等要素，培育跨界合作与互补共生的城郊农闲旅游的市场新型态。
五是培育沿黄县域文化产业。我市县域经济较为滞后，而“黄运河+非遗文化资源”开发有助于我市县域提升品牌知名度，应通过分类施策、文化引导、资本下乡、乡土特色等手段，对县域经济提供“软实力”支撑。
为此，1.分类施策，遴选非遗文化的产业推广项目，借助规模化和产业化等生产手段，对代表性项目实行生产性保护；支持传承人创作适应当代社会需求的作品，推动非遗产品创意性产业开发。2.文化引导，以“先进文化”为标准，遴选一批富有文化内涵的非遗项目，进行品牌化的精品开发；利用“大宋有礼”和“开封礼物”，提升非遗产品的附加值和影响力，凸显我市“黄河文化”与“州桥文化”的双重魅力。3.资本下乡，以PPP模式吸纳社会资本，开办沿黄村镇的民宿和文化项目的托管运营公司，设立开封非遗文化基金，以接受冠名的捐赠赞助等多种渠道，投资沿黄的非遗文化项目。4.根植乡土，将非遗文化推进机制与扶贫长效机制相结合，将沿黄非遗产业开发与“旅游扶贫”相结合，将非遗产品与“一村一品”相结合，凝聚沿黄村镇富有乡愁魅力的乡土文化特色，培育促进我市乡村振兴的文化竞争力。
六是扩大非遗文化的传播辐射范围。应抓住我市传统的菊花花会以及春节、元宵节、清明节、非遗日等节庆时点，集中筹备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并以“节庆娱乐”的方式推进地方旅游景区宣传工作。
为此，1.在菊花花会期间，推进沿黄村镇共同筹备“正月十五闹元宵非遗展演”“非遗进景区2024春季大联展”“2024清明文化节开幕式非遗展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庙会非遗文化展示”等等系列活动等等。2.提前规划节庆的接续工作，统筹推进非遗文化的宣传推介活动，借助数字化新媒体，吸引年轻一代参与扩大传播流量。3.在节庆期间，加快非遗文化的对外国际传播。尽管非遗是地方性的传统文化，但“黄河文化”却是一张世界名片；因而应针对海外华人华侨群体，开展“以非遗唤乡愁”的文化统战工作，促进黄韵河非遗文化的对外交流。
综上所述，当前应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思想，提高站位，加快整合我市黄河-运河沿岸的非遗文化资源，培育一体化的沿黄“人文生态圈”与“活态文化圈”。应借鉴当前的“流域制”以及普遍实施的“河长制”来打破“乡镇割据”和部门之间的“碎片化”管理模式，由文化部门、教育部门和各村镇统筹施策，相互促进，形成合力，活化利用我市沿黄村镇沉淀的大量非遗文化资源。
开封党史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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