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家】中国近代生物学主要奠基人、现代生物学之父——秉志

近代以来，如此多的世界科技殿堂里的巨人曾经在一个舞台上你来我往。河南院士、100年前的美国博士、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奠基人秉志，就是在世界科技殿堂舞台上你来我往的巨人！

1948年4月，国立中央研究院遴选产生中国历史上首届院士81人，其中数理组28人，生物组25人，人文组28人。当时曾有这样的评价：“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因为那曾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而生物组院士之所以能够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是与中国一代生物学宗师、中国近代生物学主要奠基人、素有“现代生物学之父”之称的秉志密不可分的。

毋庸置疑，秉志是中国生物学界的鼻祖，居业界翘楚。

一、“科学报国”立志向

秉志原名翟秉志，又名翟际潜，字农山，满族，开封市人。1886年4月9日，秉志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秉志的祖父和父亲均以教书为生。他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聪颖好学，随父读四书五经、文史诗词。父亲对他在思想品德方面要求严格，对他一生的为人处世影响很深。1900年，秉志的父亲去世。1902年，他考入河南大学堂（后改称河南高等学堂），学习英文、经学、数学、历史、地理等，同时仍努力攻读古文。1903年，秉志考中举人。1904年，他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攻读英文与数、理、化。在京读书期间，他追求进步，立下“科学报国”的志向。他博览新书，特别对进化论等著作感兴趣，认为达尔文的学说打破宗教迷信，有利于富国强民。1908年，秉志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预科。

二、留美学成毅然归

1909年，秉志考取第一届官费留学生，赴美国留学，进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在著名昆虫学家J.G.倪达姆(Needham)指导下学习和研究昆虫学。他的导师Needham教授称赞秉志“是一位学者，一位值得尊敬的同行和一位亲爱的朋友”。

1913年，秉志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学士学位。1915年，他与留美同学任鸿隽、赵元任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最早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秉志被选为5位董事之一。中国科学社“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是中国最早的群众性自然科学学术团体。保证集资创办中国最早的学术刊物 ——《科学》杂志。《科学》的月刊创办，树起了“传播科学，求真致用”的旗帜，成为新文化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秉志本着“介绍科学于国人”的目的，业余积极撰写科普文章，其中《疟蚊》一文连载3期，是中国近代昆虫学史上第一篇关于医学昆虫的文章。是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加拿大金杆草上虫瘿内的昆虫》。该文是中国人在国外发表的最早的昆虫学论文。1918年，他获康乃尔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是第一位获得美国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并当选美国SigmaXi科学荣誉学会会员。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咸水蝇EphydraSubopacaLoew的生物学》作为专著发表于康乃尔大学农业实验站专刊。该论文十分详细全面地研究了幼虫栖息于咸水中的一种蝇类的形态学、生态学，以及生长、变态、越冬等规律，特别观察和分析了各虫态的习性、适应性、体色和形态结构对其生存的重要保护性。该文是水生昆虫学的一项出色的研究成果。

1918年~1920年，秉志在美国费城韦斯特解剖学和生物学研究所，跟著名神经学家H.H.唐纳（Donaldso）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研究两年半，对白鼠及野生黑鼠上颈交感神经节大型神经细胞的生长进行了详细研究，主要包括大型神经细胞的来源、生长方式、生长过程、形态变化等等，特别着重于大型神经细胞生长与年龄(性成熟)和性别的关系，是很有创见的研究。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军阀割据，社会腐败落后，百姓生活困苦。秉志虽身在国外，却心系祖国，对国内的艰难时局深感痛心。他对祖国的深情厚谊如同五味杂陈，思绪万千，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人共鸣。他满怀壮志豪情，在心中暗暗许下宏愿：必将倾尽全力，无论艰难险阻，只为回报祖国给予他的点滴恩情。

一念起，万水千山。1920年冬，秉志留美学成毅然归国，回到阔别十一载的祖国。

三、报效国家赤子心

孟子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 世上但凡大有作为者，皆不是池中之物，而是翱翔九天之大鹏。秉志如斯。  

回国后，秉志从事生物科学的教学、科研和组织领导工作，历任南京高等师范（简称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大学生物系主任、教授，同时担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兼研究员。其中，在他已接受南京高师的聘请后，胡适致函邀请他赴北京大学任教。他复函婉言谢绝：“如失约则不义，且舍小就大，亦非君子所取也。”一到南京高等师范，秉志立即满腔热忱地为开创中国生物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忘我工作。当时全国大学中没有一个生物系，在全国也没有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南京高师只有农业专修科，秉志讲授普通动物学，深受学生欢迎。据他当年的学生、著名鱼类学家、院士伍献文追述：“当时大学里教普通动物学是采取模式教学法，就是在动物的一门或一纲采用一种动物作为模式，详细叙述其形态、生理，等等。这样教授法，学生觉得枯燥无味，而且彼此不联贯，缺乏系统性。秉老的教授法却别开生面，他用胚层、体腔的真伪以及进化原理将各类动物贯穿起来。这在当时很生动，也很有吸引力，并富于一定的启发性。因此，这个班本来是学农的，共有19个学生，后来转向于学习动物学的将近半数之多，可见影响之大。这不仅是教授法问题，更重要的是秉老具有科学家的风度和感化力。”

秉志从20世纪20年代起，研究达尔文进化学说，对达尔文、赫胥黎、巴甫洛夫、米丘林诸家的论著，有不少心得和创见，写有专著《竞存论略》《海绵的系统发育及进化》《原生动物的天演》等；另外还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科普文章40余篇，如《达尔文物种由来的一世纪》《生命的途径》《天演现象的窥测》等。

1921年，秉志在南京高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系，任系主任，并根据国内生物教学的实际，编写了教材。生物系初建时，经费不足，无钱购置设备。秉志发动师生动手制作，或用土产品改装。对必不可少的仪器，他就节衣缩食，省下自己的薪金去订购。他早期的学生与助手、著名原生动物学家、院士王家楫一直记得当年他们师生二人曾分别拿出钱来买了一台简单的切片机和一把切片刀，供教学和研究之用。所有实验和研究用的标本，都是在连续2年的暑假里，由秉志亲自率领学生去浙江和山东半岛沿海采集来的。

1922年，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秉志于与胡先、杨铨(杏佛)南京创建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任所长，从事脊椎动物的形态学与生理学研究，发表论文30多篇，对江豚内脏的解剖，虎的大脑，豚鼠、家兔等大脑皮层的功能等方面的研究尤为细致，成绩卓著。解剖学研究方面，秉志具有精湛的解剖技术，20世纪20年代对江豚、虎等脊椎动物进行解剖学和组织学研究，其中江豚内脏的解剖、虎大脑和虎骨骼的研究尤为深入细致，成绩卓著，对江豚的大部分内脏器官进行了解剖和详细的描述。他在虎的大脑研究中，发现虎大脑额区皮层的运动细胞很大，是最突出的特征，表明与这些细胞有关的肌肉是高度发达的，以满足其强大力量和食肉活动的需要；对虎骨骼的研究着重描述和测量了与其他食肉动物不同的部分，特别是相对颅腔容积的比较。这些前所未有的研究均提供了非常宝贵的重要资料。他早期的学生与助手、院士王家楫对秉志精湛的解剖技术记忆深刻：“我曾亲眼看到秉志先生进行江豚肾脏的解剖。他只用很简单的解剖工具，就把肾脏内的肾小管和血管条分缕析，暴露无遗，使我一目了然。”

1927年，他创建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并任所长兼教授，以研究动植物分类为主。此后，他领导南北两所，在中国沿海、华北、新疆、香港等地对腹足类软体动物及昆虫、鱼类及鱼类的化石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特别是对中国白垩纪昆虫化石的研究，成绩十分显著，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秉志在腹足类和昆虫化石等方面发表论文20余篇。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其刊物分别与世界各国学术机构交换约达600多种。

1928年，秉志与植物学家胡先创建了以研究动植物分类为主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他对腹足类软体动物的分类学进行过大量研究，对中国沿海、华北、东北、西北、新疆、香港等广大地区的水生与陆生螺类进行了研究，鉴定了数十新种。此外，秉志还对昆虫、软体动物、龟类、鱼类的化石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鉴定的新科、新属、新种累计超过半百。他所研究的标本采自山东、热河、河南、内蒙古、周口店、山西、抚顺、浙江、新疆等地，包括第三纪的上新世、渐新世、始新世和白垩纪、侏罗纪等时期的化石。他对中国白垩纪昆虫化石的研究，成绩尤为显著，发表了《中国白垩纪之昆虫化石》等成绩卓著的论文，报道了属于蠊目、膜翅目、鞘翅目、襀翅目、双翅目、蜉蝣目、广翅目、脉翅目，半翅目的12个新属、13个新种。秉志对中国白垩纪昆虫分类与分布的研究，证明中国具有极为丰富的中生代昆虫区系，并分析了与亚洲其他个别地区昆虫化石之间的关系，大大地充实了比较空白的中生代昆虫的研究，在学术上是重大的贡献，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地位。

秉志在20世纪20年~30年代初期，对中国沿海(山东、浙江、福建三省)和长江流域下游的动物区系进行了大量调查及分类与分布的研究，收集了大批标本(仅浙江沿海采集的标本包括8门22纲，大小共6000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为开发中国沿海和长江流域的动物资源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3年，北平博物学会(Peking Society of Natural History)授予秉志荣誉奖章和奖状，表彰他在古动物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

1934年，秉志发起成立中国动物学会，任会长；创办《中国动物学杂志》，任总编辑。

1935年，秉志当选中央研究院评议员。他对哺乳动物大脑皮层的功能钻研很深，于1937年发表了关于哺乳动物大脑皮层功能的综述，系统介绍了哺乳类各目不同动物的大脑皮层运动中心和感觉中心的发展与系统发育的关系，指出了对各种哺乳动物大脑皮层功能的比较研究的必要性以及当时存在的研究空白。该文还专门讨论了人类大脑皮层的高级功能中心，是很有启发性和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献。

1948年，秉志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5年，秉志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并被选常委。1949年~1965年，秉志曾任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特邀代表，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秉志研究领域广泛，在昆虫学、神经生理学、动物区系分类学、解剖学、脊椎动物形态学、生理学及古动物学等领域均有许多开拓性工作，对进化理论深有研究，尤其精于解剖学与神经学，不仅做了大量描述性的工作，还进行过不少实验性工作。他的工作特点是研究形态结构，要尽量阐明生理功能；研究生理现象，则一定要证实其形态学基础。他的研究对象，大到老虎，小到摇蚊，从现有的活动物到古代的化石都钻研过。

四、爱憎分明铮铁骨

但凡侠客之心，豪气与柔情并存。秉志具有爱国、爱中华民族之心，爱憎分明。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秉志做到了。

1924年，时任东南大学教授的秉志从南京回家乡开封，看到生活在开封自己的民族——满族人以及蒙古族人居住在窝棚区，生活极其艰辛，就以满族人和蒙古族人的名义向政府和社会各界呼吁救济。政府和各公益事业团体捐助了一笔钱，在窝棚区盖了100多间房子让满族和蒙古族人居住，解决了他们住房的困境。而这里就成为了今日开封里城大院的前身。

1948年冬季，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召开院士及评议员选举会议。会议即将结束时，蒋介石设宴，发出请柬要每人签注能否出席，秉志断然写上"辞谢"二字。

秉志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主人翁精神，他对新中国的每一项成就、国内外的每一件大事，都十分关注。

1949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次大会及开国大典。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他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认真履行人民代表的职责，最为突出的是对消灭钉螺、根治血吸虫病的建议。

1950年抗美援朝时，秉志将自己在抗日战争前节衣缩食在南京所置的四处房地产全部捐献给国家，购买飞机、大炮，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他留下遗嘱，将自己的3000余册藏书全部献给国家。

1952年9月，他给卫生部门负责同志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第二年他又分别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写信呼吁，并随信寄去了自己关于消灭钉螺、杜绝血吸虫病的建议。1956年，中央防治血吸虫病小组成立时，毛主席转去了秉志的建议。

龙有逆鳞，虎有逆须，每个人都有要捍卫的东西。

1930年夏初，一批日本生物学工作者突然要到中国四川等地调查动物资源。秉志闻听后，认为中国的事情应该由中国人自己做，不能让日本染指，立即组织力量赶在日本人之前，深入四川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并整理出资料及时发表。

在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前夕，中央大学搬迁重庆。生物研究所的图书、标本，仪器设备被日军抢掠一空。秉志因妻子病重未随校西迁而被困上海，全家生活极为艰苦。伪“支那文化动态”组织妄图拉秉志出来任事，但他始终保持着一个爱国科学家的民族气节，不屑与宵小之徒为伍，不为日伪所用，就改名翟际潜，蓄胡“隐居”。他躲在震旦大学的实验室里闭门做学问，同时还在友人经营的中药厂里研究药材蛀虫；用“骥千”笔名每周写一短文，投《大公报》发表，激励人民的抗战斗志；后被迫停写，他便用“伏枥”笔名，在《学林》与《科学画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评论时事，揭露敌人罪行，热忱号召人民精诚团结，共同抵御外侮。

五、创建水生研究所

 秉志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简称水生所）的创建和发展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水生所的第一任、第二任所长分别是王家楫、伍献文，他们都是秉志先生的学生。秉志于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建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系，使得农业专修科发展为包含农艺、园艺、畜牧、病虫害、农业化学和生物学等6个系的农业专修科。王家楫1917年~1921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期间曾因病休学一年）。伍献文1918年~1921年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农业专修科第二班。秉志先生给第二班讲授普通动物学课，受秉志授课生动、富于启发性的吸引，全班19名同学包括伍献文在内将近半数同学都改到生物学系学习。王家楫、伍献文当年是同班同学，同为秉志先生的得意门生。

水生所的前身是1930年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

1929年1月，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李四光、秉志、钱崇树、颜复礼、李济、过探先及钱天鹤7人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筹备委员会委员。

1930年1月，该博物馆筹备大致就绪，于是取消筹备处，由蔡元培聘钱天鹤为主任，李四光、秉志、钱崇树、李济、王家楫为顾问，正式成立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

王家楫于1923年~1924年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任助理员，1925年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1928年获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被聘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动物学部研究教授兼任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而生物研究所的所长正是秉志。

伍献文于1922年~1928年在厦门大学动物学系任助教。秉志于1925年应聘厦门大学动物学系，教授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组织学和胚胎学。在秉志的鼓励下，伍献文向学校注册为动物学系学生，1927年获得学士学位，1929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被聘为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动物组技师，1933年任动物组主任。

1934年7月，自然历史博物馆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王家楫任研究员兼所长，伍献文任研究员，秉志任顾问。

1935年，秉志任动植物研究所通信研究员。

1944年，动植物研究所分建为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王家楫任动物研究所所长。

1935年，胡适在中国科学社成立20周年纪念会上演讲时曾这样评价生物研究所：“在秉志、胡先骕两大领袖的领导下，动物学与植物学同时发展，在此20年中，为文化开辟出一条新路，造就了许多人才，要算是中国学术上最得意的一件事。”

1950年，中国科学院将前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主体、部分植物所的研究人员及北平研究院的部分研究人员合并，组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任命王家楫为所长、伍献文为副所长，将所址设在上海。当时鱼类组、浮游动物组、浮游植物组、鱼病组在岳阳路，形态组、化学组在陕西南路。秉志任研究员，主持形态组的研究工作。当时在形态组工作的还有1949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的助理研究员鲍璿。1946年~1949年，秉志任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给鲍璿讲授过进化论，后介绍鲍璿到水生所。陈进生，长期跟随秉志做助手，任技佐。潘星光，厦门大学毕业。项家秋，1953年从解放军部队转业经过培训后到水生所工作，任见习员。杨大年、杨慧一（兄妹）任绘图员。秉志的女儿翟启慧大学毕业后也来到水生所，在鱼类组工作。

1954年，水生所从上海迁至武汉后，秉志亦来到武汉工作。当时形态组的实验室和办公室就在综合楼的二楼西头（今档案室），秉志家住家属区4号楼。

1955年，秉志到设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工作，直至去世。

据1950年毕业于武昌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的陈佩薰回忆，1952年她来到水生所，跟随秉志学习鱼类解剖学。在秉志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她逐渐掌握了鱼类解剖学的基本知识，以致熟练到一条鱼在水中煮散了架，她都能将骨架拼拢起来。

六、鲤鱼研究具特色

鲤鱼是中国淡水鱼类之一，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同时鲤鱼作为一种模式的硬骨鱼，又是科研和教学的重要材料，在鱼类生物学的基础研究和脊椎动物发生和进化等研究中均有重要意义。然而过去在国内外，均无对鲤鱼研究较全面的著述。

老来胸襟装日月，但凭江山放肩头。

1950年后，秉志已经是含饴弄孙的年龄，但他不愿在家单纯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开始对鲤鱼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自此至他去世前的15年中，他真正做到了静默如斯、风雨不改。

秉志制订了长期的鲤鱼实验形态学研究计划，要对鲤鱼的形态学、胚胎学、生理生化、实验生物学等一一进行研究。可惜在他有生之年仅完成了形态学的研究，发表论文10余篇，出版了专著《鲤鱼解剖》，完成了《鲤鱼组织》专著的手稿。他逝世后，《鲤鱼组织》则由研究室全体同志进行整理、增加照片与图解，补充了一些扫描电镜的图片与注释。全稿整理工作于1966年初完成后又经秉志的学生伍献文、卢于道、崔之兰3位教授审校于1983年出版。这些论著充实了鱼类生物学的理论基础，是科研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文献。“解剖学不能只讲形体构造，应将事实与理论结合，进一步解释进化程序中的现象。”这是秉志一贯的指导思想，也充分体现于他所有的论著中。

这些论著是科研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文献。秉志在鲤鱼研究中比较重点的几个方面是骨骼肌、神经系统、水静机制和平衡系统。鲤鱼的骨骼肌，过去尚无全面详确的研究，特别是没有将形态与功能联系起来的研究。秉志对鲤鱼骨骼肌的研究力求详尽与精确，对每一肌肉都经过多次解剖观察，分析其构造及其与骨骼的关系，并由此推及其功能。鲤鱼的骨骼肌共有344条，除4条是单独的肌肉外，其余340条成为170对，在鱼体左右两侧对称排列。秉志按其生理功能，将所有的骨骼肌分为3大类，论证了鲤鱼骨骼肌发达的程度，是适应其生活习性和生理需要的结果。秉志对鱼脑的结构、功能与进化钻研很深，曾发表关于鱼脑的综评，从鱼类的进化地位讨论鱼脑的结构，比较各类鱼脑结构的差别，分析鱼脑的特点与鱼类在自然界生存竞争的关系。他对鲤鱼神经系统的研究，除以脑部为重点外，还包括脑神经、脊髓、脊神经、交感神经系统、各种感觉器官，秉志均在宏观和微观上进行了研究，并结合生理和进化讨论了鲤鱼神经系统的特征。他对鲤鱼的水静机制进行了充分研究，不仅从解剖学、组织学详细精确地研究其各部分的形态结构，而且通过实验，观察各部分之间的动态关系，阐明其生理功能和对环境适应的重要性。秉志对鲤鱼的平衡系统各部分的形态结构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结合鲤鱼的生活习性，通过各项实验证明平衡系统各部分的功能，探索它们如何彼此联系、合作协调，以及平衡中心如何调节鱼体的平衡。

七、培育桃李芳菲多

桃李满天下，是秉志几十年的教学、研究生涯中为中国生物界培育大批人才的真实写照。

中国大学的生物系在秉志等生物学先驱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多年艰苦奋斗，从无到有，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生物学人才，包括王家楫、伍献文、寿振黄、曾省、张孟闻、张春霖、沈嘉瑞、张宗汉、崔之兰、欧阳翥、卢于道、张宗汉、、杨惟义、寿振黄、刘咸、郑集，等等几十人都成为了专家学者；而直接或间接训练学生逾千，他们后来都是中国生物学界的骨干和重要力量。由于秉志学识渊博，研究范围广泛，所以培养出许多专业不同的学生：以他们从事研究的对象来分，有脊椎动物中的兽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无脊椎动物中的昆虫、甲壳动物、环形动物、线虫、扁虫、原生动物等；以学科而论，有分类学、形态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和生态学等。

王家楫、伍献文对秉志非常敬重，终身执弟子礼。秉志在水生所工作期间，王家楫、伍献文路遇秉志时，都毕恭毕敬，侧立一旁，请秉志先走；他们从北京中国科学院院部开会回所，都要到秉志办公室向他汇报。

八、治学严谨大师范

秉志一生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一丝不苟。他认为对待研究工作，必须具备决心、信心、恒心、耐心、细心的“五心”，必须要有不怕困难、不怕麻烦、不怕失败的“三不怕”精神。他反复强调科学家的治学精神为“公、忠、信、勤、久”5字。他说，“公”，即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忠”，即忠于所事，对所从事的科学事业要毫不动摇，要死心踏地，这样才能获得成功，科学之真理，要以最忠诚之精神，努力追求，否则毫无所成；“信”，即信实不欺，科学工作丝毫不能有虚伪矫饰，研究结果，是即是，非即非，绝对不能说谎，自欺欺人；“勤”，即勤苦奋励，研究科学必须勤勉努力，勤奋不息，千万不能偷懒，贪图轻松安逸，科学之真诠，绝不可能偶然侥幸而获得；“久”，即持久不懈，凡事皆贵有恒，科学尤贵有持久之精神，从事科学研究，必终身坚持不懈，极端有恒，方能有所成就。

秉志提倡教自然科学的人，必须亲自动手做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他以身作则，在南京高师生物系里迅速开展了分类学和形态学的研究。

秉志倡导和培育勤俭刻苦、努力有恒的优良学风。他认为人事烦扰、条件困难、时间不足，都不免妨碍研究工作，只要有决心，终能克服，关键是要“勤”和“久”二字，就是要勤奋不息和坚持不懈。秉志处处以身作则，忘我工作。每当盛夏季节，南京酷热难忍，他照常伏案工作，汗如雨下，衣衫湿透，只是用毛巾擦一下，从不休息。抗战期间，困居上海，生活拮据，他仍坚持每天到实验室工作，中午只有2块烧饼充饥。据项家秋回忆，秉志对科研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每周周六上午10点钟，形态组要开会，秉志小结一周工作，做得好的表扬，不足的要提出批评，同时布置下周工作；周日上午常常在实验室度过；生活上很简朴，在上海时，中午常常叫工友严金龙买碗阳春面，吃后就在办公室休息一下。

他在所著《科学教师所宜注意者》一文提出：教师一定要勤学，不断更新知识，不能机械式地讲课，误人子弟；教师要有高尚的道德品格，不可有任何恶习，否则将使学生受其毒害；教师一定要安心于本职工作，不能以教书为暂时的阶石，想在学校之外谋得升官发财之机会；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不仅是在教室见面而已，教师不能下了课就和学生毫无接触，而应在各方面关心指导学生，使他们受到老师的熏陶。

秉志和自己的学生关系亲密，学生们常到其家里，或是一同去散步、郊游。秉志向来最关心和热爱青年，不遗余力地培养他们。他认为科学不是私有财产，造诣较深的专家有责任引导初学者，热情帮助他们，减少他们学习和工作中的困难。他说学生物学的青年，既然对生物学最感兴趣，既然选定生物学为终身事业，就必须置名利于度外，排除种种困难，集中精力，朝夕勤奋，不断进步深造，做出成绩，为国争光。

秉志长期随身带着一张小卡片，右侧写着“工作六律”：“身体健康、心境干净、实验谨慎、观察深入、参考广博、手术精练”；左侧写着“日省六则”：“心术忠厚、度量宽宏、思想纯正、眼光远大、性情平和、品格清高”；下首为“切记切记、勿违勿违”。这些正是他一生治学与为人的真实写照。

秉志的代表性学术论文及专著有《咸水蝇生物学的研究》《白鼠上颈交感神经大形细胞之生长的研究》《江豚内脏之解剖》《中国白垩纪之昆虫化石》等。除实验室工作外，他自1920年回国后一直业余研究进化理论，钻研达尔文、赫胥黎、巴甫洛夫、米丘林诸家的论著，著有《天演现象之窥测》《〈达尔文物种由来〉的一世纪》等文及《竞存论略》等专著。

九、科研中有书卷气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中诗书气自华。

 秉志旧学功底深厚，博学多才，善诗文，常赋诗抒怀，与友朋唱酬，惜其诗作生前未及整理出版。1978年，伍献文去北京出席全国科学大会，遇见秉志的女儿翟启慧，始知秉志有部分诗稿尚存。怀着对老师的崇敬之情，伍献文将诗稿取回整理。一次，伍献文得知其学生、时任水生所所长的刘建康要到厦门开会，伍献文想起当年的老友、厦门大学的何厉生精通古典诗词，遂让刘建康将诗稿带到厦门，委托何厉生批点分类编次；之后又经水生所梁彦龄重新校订抄正，并得陈宜瑜协助。1985年3月，就在伍献文临去世前的10天，他在病榻上将诗稿交给一位将赴北京的同志，叮嘱他到北京一定要想法付梓。他说：“这是我生前要办的一件大事，希望你一定办好。”终于，《秉农山先生诗存》在1986年4月9日秉志诞辰100周年之际，由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出版，这是对秉志先生在天之灵的很好告慰。

《秉农山先生诗存》收录184首，在此敬录秉志先生作于1955年（农历乙未年）诗3首：

乙未正月移寓武昌，沪上诸友饯于文化俱乐部，赋此志谢。

  卅载观摩意气亲，那堪一夕饯行程。

  此番不拟成长往，今后还应若比邻。

  黄鹤楼高看海日，晴川阁下话淞滨。

  劝君莫叹临歧路，共作他年刮目人。

  乙未三月游龟山访伯牙台，其地辟为公园，伯牙祠修葺一新，匾榜“古琴台”及“高山流水”等大字秀拔可观，喜成二绝。

  古琴台

  高士长怀避世心，汉滨遁迹少知音。

  只因偶与钟期遇，留得琴台直到今。

  伯牙祠

  绝调独弹见苦心，钟期一去断徽音。

谁知摔碎瑶琴后，流水高山说到今。 

十、后世评价纪念多

秉志一生工作勤奋，直至晚年仍带病坚持科学研究工作。1965年2月20日晚，因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在北京去世，享年80岁。

秉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科学事业，是中国优秀科学家的杰出代表。

著名诗人臧克家的诗歌《有的人》有2句名言：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

秉志就是这样的人。

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院士陈宜瑜评论秉志说：秉志先生在中国早期动物学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是名副其实的奠基人。秉志先生一生不仅功业至伟，且道德纯粹，忠信笃敬，令人极为钦佩。秉志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潜心从事科学研究。

人民政协网发表评论：秉志是中国老一辈科学家的优秀代表，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他的业绩将永远留存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桂建芳所长评说秉志：秉志先生与水生所的建立和发展，以及与中国水生生物学研究，特别是鱼类生物学研究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秉老在水生所工作的日子以及他老人家在鱼类生物学研究方面的丰功伟绩、先生的治学和先生的为人将永远是我辈之榜样，学人之典范。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党委书记李志毅评说秉志：秉志先生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创和发展中国生物科学的研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006年10月18日上午，秉志诞辰12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新址举行。参加纪念会的有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院士陈宜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院士朱作言，秉志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代表、同事代表、家属代表、兄弟学会代表，一批在中国生物学界著名的专家、院士等200余人出席了纪念会。纪念大会最后为秉志先生铜像揭幕。

水生所所长桂建芳以秉志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代表的名义应邀出席会议。院士陈宜瑜、院士朱作言曾任水生所所长，水生所三任所长同时出席纪念会成为一段佳话，也体现了水生所人对秉志的尊敬和怀念。

2008年10月9日，为加强研究所学术交流和学科交叉并纪念中国现代生物学研究奠基人秉志，中科院动物研究所举办了首次“秉志论坛”暨动物科学前沿系列学术报告会。

2014年6月18日，首届秉志奖学金颁奖仪式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举行。秉志奖学金是为了纪念秉志对中国动物学的开拓和发展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鼓励和推动中国动物学领域创新性人才的培养与队伍建设，由秉志的后辈主动发起而特在动物研究所设立的奖学金。

中国科学院百年华诞之时，特推出院庆专辑《大师云集熠熠生辉》系列主题推送，讲述中国近现代生命科学史上风云人物的传奇人生和光辉成就，怀仰止之心领略一代大师风采，扬生科百年荣耀，书生科百年辉煌。推送秉志的文章被排在第一期。

中国近代生物学主要奠基人、现代生物学之父——秉志，在祖国大地树起一面生物学的大纛，在人民群众心中竖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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