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郡尉氏县（今河南开封）人，是三国时期魏国的诗人，竹林七贤之一，也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以践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而著称。尽管他内心深处秉持着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却崇奉老庄之学，政治态度上则倾向于谨慎避祸。阮籍凭借家族荫庇步入仕途，后累迁至步兵校尉，世人因此称他为阮步兵。景元四年（263），阮籍逝世，终年五十三岁。作为“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他创作了《咏怀八十二首》、《大人先生传》等作品，收录于《阮籍集》中，展现出卓越的文艺才华。此外，他还热爱音乐、古琴，擅长长啸。
一、人物生平
少年丧父
建安十五年（210），阮籍生于儒学世家，从小受到传统儒学的熏陶。家族中多人做官，有的官居高位，政治地位优越，父亲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曾在曹魏政权中担任官职，这也决定了阮籍家族与曹氏政权在政治上有密切的关联。阮籍三岁丧父，由母亲把他抚养长大。
父亲早逝和家境凄苦使阮籍在少年时期就早早地体会生活的艰辛，这给他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它磨炼了阮籍的意志，增长了他的才干和社会经验，让他渴望通过努力奋斗获得社会的认同，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在阮籍生命的前二十年里，这种积极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家人的期望与建功立业的理想让他保持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另一方面，这种经历也塑造了阮籍敏感脆弱、沉静稳重、孤寂寡言、隐忍固执、情感内敛等文艺相关的心理品质。本传记载，阮籍相貌出众，志气远大，卓尔不群，率性而为，不受羁绊，且喜怒不形于色。他的才华、性格与行为确实体现出了艺术家的特质。当他经历现实的曲折和生活的变迁后，这些特质以各种方式显现，让他既饱受精神困境，也获得了心灵的自由。
儒家学习内容和处世之道也对阮籍成长有更为深远的影响。他少年时期好学不倦，酷爱研习儒家的诗书，以道德高尚、安贫乐道的古代贤者为学习榜样。如在《咏怀》第十五首中言：“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他不仅学文也习武，希望自己将来能够从军杀敌、建功立业而扬名后世。在《咏怀》第三十九首中这种志向表现得淋漓尽致，“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垂声谢后世，气节故常有”。他也曾观楚汉古战场，发出了“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感慨。阮籍性格就是如此狂放而骄傲，一腔济世之志远超常人。
仕途经历
景初三年（239），魏明帝驾崩，临终前托孤不当，让曹爽与司马懿互相牵制，埋下了正始年间最大的政治隐患。这两派的内斗愈演愈烈，将当时的各派士人牵连其中，形成了正始年间特有的思想文化风景线。面对政治动乱，阮籍年少时的豪情万丈被中年后的如履薄冰所取代，他不得不直面生活并做出选择，同时调整自己的人生态度与处事方式。
正始三年（242）左右，时任太尉的蒋济听说阮籍“俊而淑悦，为志高”，于是询问椽属王默，王默予以确认。之后，蒋济准备征辟阮籍做自己的掾属。阮籍听到消息，就写了一封《奏记》，亲自送到洛阳城外的都亭，请吏卒转呈蒋济。《奏记》中说自己才疏学浅，出身卑微，难堪重任，婉言表示谢绝。蒋济原先担心阮籍不会应辟，后来得知他已到都亭，误以为他已应命，其《奏记》中所说的不过是口头上的客套话，所以很是高兴，于是派人去迎他，不想阮籍已经回去了。蒋济非常生气，迁怒于王默。王默很是害怕，只好写信劝说阮籍。阮籍的乡党亲属也都来劝喻，他不好再推托，勉强就任，但是不久即告病辞归。这是阮籍一生中的第一次出仕，这次出仕显然带有某种被迫的性质。
正始八年（247）前后，阮籍与王戎的父亲同时任尚书郎。阮籍病免尚书郎之后不久，又受曹爽的征辟，招为参军，阮籍婉言拒绝之。这是阮籍第二次出仕。（注：关于阮籍是否担任曹爽的参军，史书上有不同的记载，《晋书·阮籍传》的记载为：“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即阮籍没有做曹爽的参军。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写到“后为尚书郎，曹爽参军。”这里参照《晋书》上面的记载。）
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心怀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正始十年（249）四月改元嘉平，阮籍时年恰四十岁，阮籍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
嘉平三年（251），司马懿卒后，阮籍又做了司马师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一直到嘉平六年（254）。
嘉平六年，即正元元年（254），高贵乡公曹髦即帝位之后，司马师为了笼络人心，大肆封官晋爵，阮籍也被赐为关内侯、徙官散骑常侍。
正元二年（255），司马师在讨伐毌丘俭、文钦时，因患目病而卒于军中。司马师之后，由其弟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可能就在这年，阮籍主动向司马昭请求到东平任职，司马昭很爽快地答应了，然而阮籍在东平任上只十余日就回来了。阮籍从东平返回京师洛阳后，马上又作了司马昭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年左右。
甘露元年（256），阮籍请求作步兵校尉。步兵校尉一职，虽然是中央政府的属官，但不像散骑常侍那样与皇帝有亲近的关系；虽然是武职，但又不执兵权，不会给司马氏造成压力，引起司马氏的猜忌。阮籍担任此官职时间最长，所以后世通常称之为“阮步兵”。
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回避。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阮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
景元四年（263）十月，司马昭被晋封位晋公，位相国，加九锡，这是司马昭正式实施其篡权的重要一步。按照例行公事，由曹魏傀儡皇帝曹奂下诏加封晋爵，司马氏谦让一番，然后再由公卿大臣“劝进”，当时阮籍担任步兵校尉之职，也被受命执笔，但阮籍依旧喝酒，等到使者来催稿时，阮籍只好带酒拟稿塞责。
阮籍死于景元四年（263）冬，也就是在他写了《劝进表》之后的一二个月，享年五十三岁。
狂狷者
阮籍认同中庸之道，对政治动乱没有选择直接对抗，而是在适应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形象，但他非孔子、颜回，终究不能彻底领会并娴熟运用。孔子称赞“中行”之士，但也曾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阮籍只能退而求其次，成了一个狂狷者，进取的狂者与有操守的狷者。点燃这思想火花的就是庄老玄学，阮籍本传中记载他“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庄子的思想，让他能够暂时忘记人世的利害，从世俗的价值观念中解放出来，心灵获得些许解脱。当然，作为一种精神安慰和心灵调适的良药，这种自由并不能真正解决他在现实中的政治困境；也不可能让他真正隐逸遁世完全背弃“济世安邦”的理想。正如李泽厚所认为，道家思想固然在精神和情感上给予他们暂时的安慰，但儒家传统仍是其思想的主体。
正始年间，阮籍与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诸人，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竹林七贤”。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表，阮籍不拘小节、不守礼法、放浪形骸。他表面上违背礼法,实际上则是在极尽所能地捍卫礼法的真谛。在严峻的生存环境下,他以最为任诞的行动发起了一场关乎礼法的“道德革命”，彰显了其人格的高尚。魏晋时期，司马氏以人臣废魏自立，乃为不忠，只好标榜以“孝”治天下。但它已经彻底沦为“窃国”工具和杀人的利器，乃是虚伪的“礼法”，非孔子所倡之“礼法”。因此阮籍开始批判礼法，超脱于礼法之表追寻情性之真，以此表达对新政权“以孝治天下”的不满。
阮籍的革命从母亲的丧礼开始。儒家崇丧，有一整套丧葬礼仪和制度,如在丧事期间严禁酒肉。阮籍却全然不顾礼法，一味喝酒吃肉，甚至在司马昭的宴席上依然如故。如此“大逆不道”之举是对司马政权“以孝治天下”的极大讽刺。司马昭明知他是有意为之，却也无可奈何，毕竟“名教”之于新政权本就是工具和幌子。丧礼重在是否有哀戚之心，重在情感上的质朴与纯真，而非局限于饮酒食肉这些繁文缛节。阮籍大哭一声，吐血数升，以至于形销骨立，身体健康严重受损，才是阮籍最真实的反映，如此大恸，非至情至性之人不能有。表面做出“不孝”行为的阮籍，确是事母至孝。从这个层面来讲，阮籍其行乃是真正“崇礼”的表现。
除了对司马政权“以孝治天下”进行讽刺外，阮籍也对儒家礼法严守的重地即男女有别，以直接无视来反抗。兄嫂回家省亲，他前去与之告别；邻居妇人貌美，他醉酒时便躺在她的身边；兵家女未出嫁却早死，阮籍前往凭吊。在阮籍看来，叔嫂本是一家人，互相关心是人之常情，只要心无邪念，又何须避讳？爱美之心，乃人之天性，只要心无邪念，又何须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礼岂为我辈设”，心中光明磊落，所行所言皆为真情，无须避嫌。
阮籍之至孝与淳厚不失儒者之德，同时又有庄学之超脱。按照庄子之言，无情之情才是真情，才是情感深切的表现。表面上，阮籍母丧之时饮酒吃肉，庄子在妻子死时“鼓盆而歌”是无情之举，实则是无情之真情，也最能彰显道家相忘于江湖的理想生命状态。阮籍对于兄嫂、邻妇、兵家女表露出的尊重与同情就在于他超越了道德，回归到生命本身，显出其人格情怀的高迈、胸襟的潇洒。当然，阮籍虽得庄子之超脱，但终究还是不能彻底忘情，吐血几伤性命，情之真切，令人动容。
除了在行为上的怪诞不羁外，阮籍在他的哲学著作《大人先生传》中，直接以愤激之语对虚伪的“现存名教”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和揭露。“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爱之深，责之切，如鲁迅所言，批判得越是激烈，内心也就越发虔诚，乃近乎迂执。
二、主要影响
对魏晋玄学
玄学在魏晋之世十分盛行，形成一股强劲的“玄风”。它不仅曾一度支配了当时的思想领域，而且支配了当时士大夫的生活态度，形成一种虚无放诞的社会风气。对于阮籍来说，他并不是不重视玄学的理论，例如，《达庄论》与《大人先生传》就是他苦心孤诣的玄论之作。除了表现在玄学理论一面外，事实上更多、更直接地表现在那种饮酒纵放、横决礼俗的人生态度方面。受阮籍等人的影响，在两晋一代，特别是元康之世，虚无放诞的生活态度或生活情趣一时成为社会的一种风尚，甚至转化为单纯地追求感官的刺激，肉体的纵情享乐。
五言诗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其《咏怀诗》把八十二首五言诗连在一起，编成一部庞大的组诗，并塑造了一个悲愤诗人的艺术形象，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创举，一个显著的成就，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新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晋左思、张载、陶潜（《饮酒》），南北朝刘宋的鲍照，北周的庾信，唐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等人诗篇都是以抒情言志，广泛涉及现实生活，具有深厚思想内容的五言长诗，无不是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和发展。
哲学思想
阮籍早年崇尚儒家思想，志在用世，后来发生魏晋禅代的政治动乱，由于对现实的失望和深感生命无常，因此采取了蔑弃礼法名教的愤激态度，转到以隐世为旨趣的道家思想轨道上来。另一方面也受了当时盛行的玄学的影响，阮籍自己也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通老论》《达庄论》。不过他对儒学也并不一概排斥，如他在《乐论》一文中就充分肯定孔子制礼作乐对于“移风易俗”要性，认为“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阮籍在社会政治观上主张“自然”排斥名教，想建立道家所说的“无为”、“无君”的社会。在哲学观上，阮籍赞同老庄的“达”的观点，认为“达”的根本途径或基本方法即为“齐物”。
阮籍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同时阮籍在其作品中流露出较浓厚的仙隐思想，如《大人先生传》。但是却无轻松闲适，飘然轻举的内容，而是充满苦闷，哀伤和孤独的情怀，这是由当时的形势所迫。
三、个人作品
诗：《咏怀八十二首》。
散文：《大人先生传》《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等。
赋：《清思赋》《首阳山赋》《鸠赋》《猕猴赋》等。
四、后世纪念
阮籍啸台
阮籍啸台，也叫阮籍台，是晋代阮籍舒啸处。遗址在今开封尉氏县城小东门南城墙上，东临城壕，西濒东湖，南北皆为干部家属院住宅。啸台创建于何时，年代不明，县志上都载有多篇题咏，啸台诗句和部分记述。
据记载，阮籍啸台原“高15丈，阔2丈，有层3楹”，在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清乾隆十四年（1749）和民国四年（1915）曾多次重修，可惜在日寇进犯尉氏时被毁。
阮籍嗜烈酒、善弹琴，喝酒弹琴往往复长啸，得意时忽忘形骸，甚至即刻睡去，可谓“我今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后人十分尊重阮籍，苏轼等名人曾经登啸台赋诗。如今，阮籍啸台已成为尉氏县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深圳建锦绣中华景观时曾来函索要阮籍啸台的照片，该古迹现已载入《中华历代名人名胜典》。福建阮姓人士已建议在尉氏召开世界阮姓联谊会，百余名各界知名人士已联合倡议举民力重修阮籍啸台。如今啸台已经修葺一新，迎接八方游客。
结语
阮籍和其他正始名士及竹林诸名士所提出的自我意识和精神境界塑造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所谓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由此所激发出的对生命伦理天道自然的质疑与探索、其中或痛苦或惨烈的悲剧美具有无法阻挡的艺术魅力。他们敢于废弃礼俗、追求耽酒荒放的生活情趣以及旷达、自由的思想旨趣都吸引着后代知识分子对其表现出无限怀念与倾慕，在中国历史上，这一时期的文化与精神追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容忽视。
开封党史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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