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浪潮汴地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开封的探索和启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为古都开封注入了破茧蝶变的蓬勃生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探索，从古老城墙走向开放世界的胸怀气度，从生活温饱到追求品质的时代变迁……改革开放的每一个脚步，都深深印刻在开封这片充满韧性与活力的土地上。回首来路，初心不忘；展望未来，奋楫争先。为重温那段披荆斩棘、砥砺奋进的岁月，汲取继续前行的智慧与力量，开封党史方志微信公众号正式推出“改革浪潮汴地涌”专栏。通过系列文章，记录开封在改革浪潮中的探索与实践，展示全市发生的巨大变化与崭新面貌，致敬一代代奋斗者的奉献与荣光，同时探寻历史规律，总结宝贵经验，以期鉴往知来，为新时代开封更加坚定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历史借鉴与智慧启迪。敬请关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率先突破，迈出改革开放步伐。开封作为全省较早探索建立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区之一，农村改革经历了从蹒跚起步到逐步完善的过程。从1978年4月至1979年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开封开始启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随着我国农业生产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开封地区各县，农村集贸市场已逐步恢复，农民可以自销部分产品，如饲养、养蜂、草编、采集、渔猎、家庭作坊等家庭副业，已经允许农民恢复经营，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也适度减轻。在农业生产方面，生产队的经营自主权开始得到部分承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决定生产和分配方式。
        1978年4月，开封地委决定取消“大寨式记工法”，恢复定额包工和评工记分。在此进程中，个别生产队自发搞起了联产计酬责任制。如尉氏县永兴公社对麦田管理实行“五定一奖”联产到劳动力；通许县冯庄公社部分农民对小麦、玉米种植管理实行“小包干”超产归己；开封县罗王公社一些生产队把“五定奖罚”的办法用于棉花种植管理等等。
        其中，罗王公社胡寨大队第一生产队的做法最为大胆，队长胡玉营顶着压力与风险，不但领着社员搞包工，后来干脆搞起包产到户，俗称“大包干”。周围的社队议论纷纷，胡玉营坚持了这种做法。相邻的第二生产队没有搞包工，第二年就出现困难，群众意见很大，普遍要求采取第一生产队的做法。当时，在人们或赞成、或关注、或反对的情况下，胡寨大队第一生产队的经验依然得到了地委的支持和重视，用会议和通报等多种形式赞扬和介绍了他们的做法、效果和经验。
        这样的事情在各县都有发生，尽管只是少数社队在尝试，但影响很大，从春天到秋季，呈现迅速扩大之势，出现了分组作业、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包产到组等各种较为灵活的管理形式和方法，长期以来统一和低效的生产管理模式发生改变，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被有限地打破，农业生产迅速增长，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大为提高，过去那种“下地等敲钟，钟下等派工，到地坐个坑，只要工分弄到手，不管粮食打几斗”的状况有了明显变化。
        针对干部群众中存在的顾虑情绪，开封地委组织多个调查组深入各县乡及田间地头，考察“五定”责任制的实际效果与少数社队包工包产的具体做法，认真听取各方面尤其是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1978年5月下旬，召开全区三级干部会议，讨论通过了地革委《关于加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十项规定》。《规定》允许农民本着居住远近，劳力强弱，骨干搭配，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的原则，组织临时性的、季节性的或常年固定的作业组，实行“定劳力、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定工分”的“五定”责任制。《规定》最核心的一条是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对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加以切实保护，并在政策上作了必要的规范。这些政策的出台，给发展中的“五定”责任制以合法地位，解除了基层干部的思想顾虑，使以联产计酬为主要特征的初步的生产责任制在全区迅速推广，是年10月，全区有85％的生产队恢复了定额包工。
        这些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的初步探索，对促进农业生产、推动农村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为进一步加大农业发展，1979年3、4月间，开封地委组织编写《农业生产责任制》一书，选编农、林、牧、副、渔、水利、农机等方面的多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的36篇典型经验，印发10万余册，供全区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和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学习。同年4月，根据当时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情况、问题和经验，研究下发《关于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通知》，农村开始实行以包干到户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开封农村改革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