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至1946年）
李冠卿
日寇侵略河南后，开封即成为其在中原实行统治的战略中心，直接指挥日伪军对我抗日根据地不断进行军事扫荡。以开封为中心，沿陇海铁路的汴商段，是一大块平原，位于冀鲁豫和豫皖苏两块根据地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如果控制不住这块地方，就会影响华北和华南的交通联络和干部的往来。
1942年9月，冀鲁豫区党委、军区责令五地委、五分区派干部到陇海铁路沿线，开展收集情报、瓦解敌军和建立交通线的工作。五地委决定派我到陇海线，任命我为民（权）兰（封）考（城）工委的敌工部长。十月五日，我随水东地委宣传部长张剑石和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长张承先所率前往水东的部队，到达位于陇海路道南的内黄集。张剑石把我介绍给邓寨党支部书记张德明。接着又同水东地委领导的道南民权县委组织部长崔润生接上关系。随后，在李子严、韩明修（德甫）、管沛生、王少峰同志的帮助下，照像办了“良民证”，化名徐景春，暂住在张万一同志的药铺内。通过崔子玉同志，我到开封找到一些党员和关系，如打入日伪开封火车站的翟威等，了解汴商铁路沿线的敌情。然后又到商丘进行侦察。根据民权同志们的介绍和我的调查，我感到送人过路最方便的地方是民权境内的内黄集与野鸡岗之间。
11月初，我回到根据地，向五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谢福林、敌工科科长刘迪汇报。上级决定在内黄集建立陇海路汴商段敌伪军工作站，并尽快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交通联络线。任命我为站长，王丹臣为内勤，张金山为外勤。为迅速开展工作和便于取得地方党委的支持，由区党委通知水东地委，责令道南民权县委将“沟里”（封锁沟以内）若干名老党员的组织关系交给陇海站。陇海站也可与水东地委和道南民权县委联系工作。为此我找到水东地委领导，将崔润生、韩明修，管沛生、崔子玉、张万一、徐兰芳、陈万钧、马吉升、刘宏升、张和亭等十名同志的组织关系移交过来，成立内黄集党支部，由张万一任书记。12月，正式成立陇海站，机关设在内黄集张万一的药铺。又建立联络站，设在朝明修家，由其负责。1943年春，五分区敌工科决定柳河敌工站同时受陇海站领导。此后，陇海站又在柳河、伪仁和区公所、人和集、民权县城等地建立了党支部和交通联络站。
1943年12月，五地委决定在陇海站的基础上建立陇海路汴商工委，任命我为书记，王丹臣为组织部长，张金山为宣传部长。机关迁开封，设在营街八号。不久，五地委指示将汴商工委改为开封工委，仍负责汴商一线工作，但以开封的工作为主。冬，原十八集团军总部锄奸部北平特别党支部书记姜达生的组织关系，通过冀鲁豫区党委、五地委，移交开封工委，改任姜达生为开封特别支部书记。1944年5月，为了加强对豫东伪军张岚峰部的瓦解工作，区党委、军区敌工部决定在五地委领导的开封工委的基础上建立其直接领导的开封工委，任命李苏波为书记，我为副书记，原五地委领导的开封工委各部部长不变。同月，在文教界建立党支部，张金山为书记，车萌棠、桑巨人为委员。1945年2月，又建立西区，南关两个支部，分别由王振海、马吉升任书记。同年4月，李苏波调离，由我任工委代理书记。9月，丁一和范毅进入开封，由丁一任工委书记。我准备回解放区，后因丁一调回解放区，我仍任代理书记。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建立东区支部，陈秀峰任书记。1946年1月，区党委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城工部部长王幼平，宣布结束敌工部成立城工部，明确今后白区工作方针是积蓄力量，合法斗争，决定正式成立由区党委直接领导的开封工委，任命我为书记，刘子良（四地委干部）为劳工部长，张金山为宣传部长，原工委组织部长王丹臣另有任用，由范毅接任组织部长。我担心自己不胜重任，一再请求上级派得力干部来任书记。六月，区党委派于子元来汴任工委书记。但由于他在考城当过抗日民主县长，开封熟人多易暴露，不久奉命调回解放区，工委书记一职仍由我担任。
1946年9月，我遭到敌人的逮捕，以后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和要求，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们主要做了下列几项工作。
1、打通陇海路，开辟安全交通线
1943年1月，我们派管沛生活动，当上了民权县人和区伪区长。接着，又派崔润生、韩明修、徐兰芳担任区员，崔子玉担任区队长。日伪区公所下属六个联保主任，其中五个是我们的党员，仅一个是非党人士，也同情我们。人和区位于民权县西走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掌握了这块地方的伪政权，建立贯通南北的交通线便有了安全保证。过去，我们过陇海路的来往干部，必须有武装部队保护，即使这样，还不免同敌人发生战斗。现在，伪区公所则变成了我们过路干部的宿营地，来往干部不但不需武装保护，而且安全，畅通无阻。
在此基础上，我们由内黄集铁路两侧到靠近我根据地处，于民权县至王桥、内黄集至郝春集、兰封至马头、柳河至考城北关等各条线，设立了一些交通联络站，并在开封、商丘、民权县三地设立了直达根据地的交通线，形成了一个安全有效的交通联络网。先后从这里过往的干部约有五百人。此外，还掩护了以李敏浩同志为首的约百名朝鲜同志安全通过。
此后，我们借民权县伪县警备队扩大成为伪联队之机，又派管沛生带着崔子玉的伪区队参加了县警备联队，扩充了一个大队，由管沛生任大队长。人和区区长一职换成了同情我们的戴鹏程担任。这更为我们交通线提供了安全保证。
工委转移到开封后，我们又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一场争夺人和区伪区长的斗争。1944年国民党特务朱雅斋来民权活动，以重金贿赂伪县长康成，让其下令委任其亲信为人和区区长。工委接到徐兰芳同志送来的情报后，立即派姜达生以伪省剿共委员会荐任视察专员的身份，赶到民权县城，说服了康成，使之收回了撤销戴鹏程伪区长的指令，使我地下党组织免受迫害和破坏，并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2、争取伪省长
1943年5月，按照上级指示，我们做了争取伪省长陈静斋的工作。陈静斋是安阳人，战前给日本人经商买桐木，结识了日本大特务土肥原，参加了日木特务组织。日本侵华后，任师团长的土肥原到华北后，即任命陈静斋为河南省伪省长。陈担心日本人长不了，同国民党反动派搞上了关系，但又怕国民党也靠不住。当时，陈处于政治上找不到退身之地、思想上惶惶不可终日之际，这是我们乘虚而入的良好时机。我们认为，只要方针正确，方法得当，机智灵活，是有可能把他争取过来的。于是，我回到辉县老家找到旧时相识的代小龙，利用代同陈静斋私交甚好的关系，佯称我往来上海跑行商，为着方便，请他求陈办一护照，约他同去见陈静斋。我同代小龙一块来到开封，住在陈家。与陈数次谈话后，摸到了陈既怕日本人长不了，又怕国民党靠不住，更怕共产党不宽恕的恐惧心情。陈静斋问我在上海经商听到什么消息，我佯言在上海听到老百姓对“四老板”（新四军）所作所为的议论，如汪精卫部下很多人已找“四老板”拉关系，做靠山，“四老板”经常化装出入上海活动等等，乘机宣传了日本人为什么必败的道理，国民党为什么在老百姓中威信扫地的原因。就这样由浅入深地谈了很多。陈的儿子刚由日本回国，讲到日本国内空虚，经济破产，面临以战养战的困境。代小龙也谈国民党腐败无能，不得人心，只有八路军救国救民，深得民心。我又乘机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说太行山民军朱程原是张荫吾的团长，投向八路后，不仅保持了他的番号，而且还委任他为华北民军司令；国民党滑县县长贾心斋，现为解放区行署部主任。陈静斋知道朱程、贾心斋。经过一番迂回而细微地说服，终于动摇了陈对国民党的正统观念和跟日本人走下去的信心。从此他待我为上宾，视为亲密的朋友，要求我代他去上海找“四老板”的门路。我慷慨答应。谈妥后，陈让他儿子驾驶他的专用轿车送我到车站，赴上海。火车到了民权县内黄站我即下车，对陈作了分析研究，制定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报请上级党委批示。李一非代表上级党组织答复了我们的意见。
在民权县内黄集住了半月后，由王丹臣同志化装成新四军的高级干部，随我返回开封。我先将王丹臣安置在河南大旅社，然后通知陈。陈喜出望外，把王丹臣请到他的公馆，照顾备至，由我代表他陪伴，并命警卫日夜守护。王丹臣按照计划，向陈的全家讲了我党的抗日纲领和对敌伪反正人员的政策，从而坚定了陈静斋投靠我党的决心。在我们共同计议下，陈向我党写了反正决心书，交给了王丹臣。王丹臣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吴芝圃的，一封是给李毅文的。内容大概是：陈已是我们的关系，李先生（指我）是我的老朋友，我派李先生与你们联系，以后按关系照顾陈静斋等等。陈知道信的内容，要我代表他去解放区接关系。
此后，陈静斋不再叫我跑生意，留住在他的公馆里。经过努力，争取陈静斋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日寇西进豫西之前，陈参加了日、伪高级军事会议。会后，他将日寇要收缩三十三个据点，以便集中兵力西进的情报提供给我们，使我们乘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另外，陈静斋为我方人员出入开封，提供了一些方便和安全保证。如四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国华、冀鲁豫五军分区司令员昌炳桂等同志来开封时，都曾住在陈的公馆内。
3、智取日军重要情报
1943年春，据初步获悉的情况看，日寇计划扫荡我冀鲁豫根据地。冀鲁豫军区政委苏振华代表区党委向我布置了任务：收集这次日伪军事行动的指挥部位置和作战计划等军事情报。我回到开封进行了布置，做了紧急调查。在敌伪下层中没有发现一点有关的消息：从当时情况看，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必须设法进日军原田师团部。原田师团部驻在河南大学校址，周围一里地之内是戒严区，要想进去是很困难的。我们经过反复调查，发现只有开封第四巷高级名妓菊红因被师团参谋部几个日军参谋军官专包，能经常乘坐日寇小轿车出入师团部。据此我们找到与菊红有初次开怀之交的马道街布店王经理，经其暗中引见，我认识了菊红。我对她晓以民族大义，并给她重金为活动经费。我说，如能从原田师团部搞到日寇扫荡根据地的作战计划和地图，就是立了大功，老百姓会感谢你的。菊红出于爱国之心，勇敢地接受了任务。经过四天的活动，菊红在原田师团部背着那几个参谋军言，忍辱冒险，结识并收买了专管保险柜为小鬼子，从小鬼子手中把敌军的作战计划和地图拿了出来。我们请朝鲜同志迅速翻译出来，并用照相机拍照下来，原件退还给小鬼子。我将此军事情报送到根据地，交给了军区政委苏振华。区党委对开封的同志进行了表扬。后据菊红谈，日军扫荡失利回来后，没容小鬼子分辩即将其处决。
自此以后，菊红也逐步发展成为我们的革命同志，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特别是日寇投降后，国民党进入开封，我与解放区联系不便，菊红帮助我们克服了经济上的大困难。不久，她被国民党特务洪金生发现，不能在开封活动，我们把她送到解放区随营学校学习去了。
4、策动伪军反正起义
1943年春，我们对陇海路沿线伪军进行大量调查。商丘伪和平救国第一军十八师师长杜新民，是我们的老党员，但失掉了关系。1944年1月，当时他还是教育团团长，工委决定姜达生到商丘通过王飞霄同志同他取得了联系。以后，他按照姜达生传达的上级领导要他活动抓兵权的指示，经过一番努力，当上了师长。接着上级领导派姜达生之弟和鲁渭等十多位同志进入十八师，协助杜新民工作。1945年9月，在党的领导下，杜新民率该师起义。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民权县管沛生同志所带的一个伪军大队，兰封县赵瑞有、赵玉豪同志所带的一个伪军中队，也拉入解放区。陈静斋的警卫团在陈静斋调往北京后，由其侄子陈修五率领投向太行我李毅之部。
5、输送青年学生到解放区
动员敌占区学生到根据地参加革命，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任务。上级指示我们在敌占区动员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学生到根据地参观，愿留下的就分配工作，不愿留下的仍可回去，我们先后动员去根据地的男女青年约有百余名（包括少数又回敌占区的）。
6、整顿组织，为开展反蒋斗争做准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进入开封。为了在新的形势下开展新的斗争，冀鲁豫区党委指示我们要积蓄力量，开展合法斗争，并相应地对开封工委做了整顿和调整。我们一些有日伪身份的同志，被国民党所派的在日伪时期隐蔽下来的特务发现，不能在开封继续工作，如姜达生、王宝祺、鲁毅然等。工委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国民党特务机关准备于一天早晨八时进行突然袭捕，捕后先以汉奸论处，然后再追究共产党的问题。工委连夜做出决定，组织这些同志在拂晓前撤出开封，使敌人两手空空，一无所得。我们又立即将不能在开封继续工作的五十余名同志，在三日内组织安全撤退和转移，没有使我们的同志和机关遭受损失。民权县人和区的党组织也进行了整顿，韩德甫、陈万钧等同志撤退到开封继续工作。
7、争取宣传阵地，开展合法斗争
日伪时期，我们在伪《新河南日报》社有陶兆椿等在活动。日寇投降后，这些同志撤退了，我们在新闻宣传方面又组织了新的斗争。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当局在开封先后出版了《河南日报》、《民国日报》、《民权新闻》等十余种报纸、刊物，谩骂我们，蒙蔽视听，欺骗老百姓。为了进行有力地反击，针锋相对地揭露国民党的阴谋诡计，我必须掌握一个合法的灰色的宣传机构。经区党委批准，开封工委对《中国时报》进行了争取工作，具体工作由张金山负责。张金山和《中国时报》社社长郭海长是同乡同学，依此为基础，张金山与郭海长进行了接触，打通了组织关系。
《中国时报》是比较进步的，而郭海长的靠山是其父国民党豫鲁检察使郭仲隗，一般说国民党特务是不敢找麻烦的。这是我们掌握《中国时报》使之成为合法的灰色宣传机构的有利条件。《中国时报》是我们在开封同敌人进行宣传战的有力武器。该报发表的社论，大部都经我亲自审查过，特别是毛主席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中国时报》配合得非常好，报上的某些内容同新华社的基本相同。后来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怀疑，不过，由于采取了一些措施，敌人对郭海长和该报也无可奈何。《中国时报》每期由工委按时送给区党委城工部部长、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和志阅读。王幼平看到此报在白区能登载我们要宣传的内容，认为是难得的。1946年春，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区党委又派李铁林（郭海长的大学同学）到《中国时报》社工作，直接受区党委城工部的领导。
8、破坏国民党当局借黄河水淹我解放区的阴谋
1938年6月，日寇即将侵占郑州时，国民党军在郑州花园口决开黄河大堤，使河水改道，淹没了豫东大部分地区。日寇投降后，蒋介石借使黄河归流故道之机，阴谋淹没黄河下游故道里的解放区军民，分割我南至大别山、北至冀中平原这一大块解放区，以便发动内战向我进攻。蒋介石的这一阴谋，被我党中央立即洞察，向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
1946年7月19日，周恩来副主席和美国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为此事到开封视察。在周副主席来汴以前，冀鲁豫区党委指示开封工委保护周副主席的安全。为此，我们通过我方代表、黄委会负责人赵明甫（时为民主人士），由我和张金山等人进入黄委会。周副主席到开封后，赵即引我去见他。周副主席讲，他的安全由张治中、马歇尔负责，不要我们担心；但指示我们：三人小组走后，蒋介石不会守信用，仍要堵，你们要设法阻挡拖延一段时间。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工委派西区支部书记王振海，通过关系进入到专运堵口工程器材的豫北潞王坟车站活动，使敌少运、慢运石料，拖延了工程的进度。
9、发动学生，开展反蒋反美斗争
1946年4月间，北方局派来的一位同志持冀鲁豫区党委的指示，要工委在开封市把国民党搞的反苏运动变为反美运动。我们查明，以国民党特务、开封三青团干事长李汉箴为主，在河南大学等校进行反苏活动。李汉箴每日到河南大学作发苏讲演，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反苏游行活动。而我们在河大仅有一个关系，是范文澜先生来开封时交给我们的，日寇投降后在河大任教，是位副教授，胆量很小，不敢出头露面。这位副教授将校内一个姓张的行政科长介绍给我，帮助我进行活动。我化装成卖布的小商人（此时正是要换夏衣之际），每日背着布去河大校内活动。我与张科长以卖布为名串联学生宿舍，悄悄将反美宣传品放在学生的被子里、床下等地方。除河大外，我们还在各个中学开展了工作，如开封女师魏喜候、女师校长张志祥、中国中学张金山，都在学生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李汉箴唆使河大三青团区队长苏立志出头露面搞反共宣传，我们布置了可靠的进步学生梁继业等人公开与苏立志对抗。国民党当局要动用警察抓人，梁继业机智灵活地进行反击，发动学生反对警察进校，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斗争至五月一日发展到高潮。这天，李汉箴带领受蒙蔽的学生举行反苏游行。我们将大量反美宣传标语交给进步学生，让其参加游行，寻机散发。当学生游行队伍到鼓楼时，两种标语同时出现，一种是反苏的，一种是反美的。反美的标语内容是：“驱逐美国佬出中国！”“外国军队全部撤出中国去！”“反对美军侵占我国各城市、各港口！”等等。迫使李汉箴下令停止了游行。
1985年10月7日
作者简介：
李冠卿，曾任中共冀鲁豫边区五地委开封情报站站长、开封工委书记；中共冀鲁豫区开封工委副书记。
开封党史方志
当前位置：